建国初期政治斗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选载) 作者：马畏安


简介
本书以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多次改动为引子，揭示了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首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始末。全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严格依据史实，生动地记述了高岗和饶漱石其人，“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高岗和饶漱石的人生结局……以及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和鉴戒。
　　建国初期，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严格依据史实，生动地记述了高岗和饶漱石其人，“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高岗和饶漱石的人生结局……以及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和鉴戒。书中人物须眉毕露，情节起伏跌宕，不少内容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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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
　　■ 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3
　　■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6
　　■ “五一”节，沈阳市举行群众###游行，高岗站在观礼台上检阅。游行队伍抬着高岗的画像。高岗指着他的画像说：“抬个大麻子干什么！” 15
　　■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或敢怒而不敢言。 56
　　■ 饶漱石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设计整陈毅。陈毅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61
　　■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92
　　第二章 一封秘信——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打秘密报告
　　■ 斯大林将科瓦廖夫的报告递给毛泽东：“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109
　　■ 高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毛泽东访苏归来，得知科瓦廖夫不再来华，若有所失。 120
　　第三章 两次会议
　　——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前后后
　　■ 高岗说：“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这是‘调虎离山’！”饶漱石闻听此言，顿觉醍醐灌顶。127
　　■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137
　　■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居高不下，周恩来无法收场。毛泽东说：“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149
　　■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
　　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168
　　■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177
　　第四章 一夜心潮——毛泽东心头掠过的风云
　　■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犯错误，哪一次不是同斯大林有关？
　　193
　　■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闹分裂，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将张国焘的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你办了一件好事！”205
　　■ 毛泽东想：斯大林没有了，会不会出“斯小林”呢？210
　　■ 毛泽东对捷沃西安说：有人要打倒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秦”灭了“楚”。“秦”是他们陕西（毛泽东用手指指在座的陕西韩城人师哲），“楚”就是湖南（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213
　　第五章 两项决议
　　——从《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到《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毛泽东提示刘少奇：你的自我批评宜扼要，三四千字即可，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217
　　■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221
　　■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238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各项职务。254
　　第六章 两个高岗——尾声
　　■ 我们便看见了两个高岗：一个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并肩而立的高岗，一个是躺在荒草墓冢中的寂寞的高岗。这两个高岗，都是真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都属于历史了。279
　　主要资料来源284
　　后记286
　　

他曾经上了油画《开国大典》
■ 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
　　这里有一幅画，一幅油画。
　　这幅画题为《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作于1953年秋。
　　据说，这幅画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想看看。商量的结果是，请江丰、董希文将《开国大典》连同精选的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厅里。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些作品。
　　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来到怀仁堂后面的大厅，大家的兴趣集中在这幅《开国大典》上。
　　“画得很像。”大家都说。
　　“画得很好。”毛泽东紧握着董希文的手说。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评论着董希文的这幅油画：“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毛泽东招呼摄影记者侯波，为大家合影留念。
　　后面还有一幅画，也是油画。标题也是《开国大典》，作者也是董希文，只是没有标明创作时间。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同前面那一幅有没有什么不同？看看站在毛泽东后面的一群领导人，第一排从左到右数一数：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回过头去再看看前面那一幅，张澜的左面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留背头、戴眼镜、穿深色衣服、个子高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高岗。
　　这就是说，董希文第一次创作《开国大典》，画面上有高岗。
　　后来，高岗却从这幅名画上消失了。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就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前两天，1993年12月24日，首都一家报纸，在头版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没有高岗的《开国大典》；第二天，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有高岗的《开国大典》。
　　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几乎微不足道。
　　这件微不足道的、极平常的事情，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味。
　　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有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重大案件，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案件，就是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叫罗炎。罗炎给照金苏区送信，而高岗，在陕北闹革命时，就曾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就为这，当时康生一伙人就认定“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替高岗翻案，替高岗翻案就是反党。康生于是编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由这部所谓的“反党小说”，牵牵连连，拉扯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又拉出一个马文瑞同志，凑成“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甚至干脆统称之曰“西北反党集团”。就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打击了几千名干部，再加上牵扯进去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干部，以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搅得如此昏天黑地的一场闹剧，不过就因为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给苏区送信的行动，有些像高岗。
　　1993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原作，高岗的形象又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这件事偏偏谁都没有在意。
　　中国毕竟是开放了。
　　人们的思想也毕竟是解放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也毕竟是恢复了。历史就是历史，有谁就有谁，没谁就没谁，是谁就是谁。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政治稳定了，社会安定了。
　　中国的神经，再也不那么脆弱了。
　　那么，高岗究竟为什么从一幅名画上消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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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运动中曾被捕(1)
■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高岗，陕西横山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北民歌唱的“横山上下来了游击队”，就是那个横山。
　　高岗生于1905年。他死于何年，怎么死的，后面自有交代。
　　1926年，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21岁。
　　1927年，高岗在西北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为瓦解敌军、壮大革命武装而努力。
　　1933年，28岁的高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为委员，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9月，任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这一年，他才31岁。
　　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时，高岗才40岁。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9月，高岗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年，高岗44岁。
　　1935年秋天以前，高岗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甘肃境内，仍然不知道有陕北这块根据地。
　　9月19日，聂荣臻同志和林彪进驻哈达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聂荣臻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他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第四天，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最后，毛泽东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兼程前进。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一直害怕中央红军同其他红军汇合。现在眼看着中央红军要同陕北红军汇合了，这是他最害怕的。
　　蒋介石一面十万火急部署对中央红军继续围追堵截，一面调兵遣将，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的红十五军团，积极部署战斗，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劳山战役，一举歼灭敌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3700人，击毙师长何中立。
　　但是，“围剿”尚未粉碎，我军不得不部署新的战役。
　　恰恰在这时，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膨胀的结果。陕甘晋省委，在劳山战役开始时，就确定要“肃反”。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省委的信送到十五军团。信中说：后方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在准备更大的阴谋活动。省委指令：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正在十五军团有关负责人犹豫之际，省委又来信强调：“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
　　局势已无可挽回，刘志丹、高岗等一批高级干部即遭逮捕。
　　此次“肃反”中，错杀了90余人。
　　在外部，蒋介石的“围剿”没有粉碎；在内部，一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遭杀害。
　　陕北，全国范围内仅存的这块红色根据地，陷入了极端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吴起镇。红军一进吴起镇，看见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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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运动中曾被捕(2)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为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党员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更是陕北根据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实这不过是必然通过偶然而体现罢了。
　　恰巧，在1935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势力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夹攻这块红色土地，使之处于续断存亡的关键时节，毛泽东来了！风尘仆仆地从几万里以外赶来了！党中央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中央，从尘土、泥泞和血迹中踏过来了！我们的被“左”倾机会主义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党中央，经过遵义会议而成熟了的党中央，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来到了陕北。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北这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日高潮和以后发展的出发点。”
　　1936年4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了。
　　陕北地区的工作怎么办？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么办？
　　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他绝非包打天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他坚信革命是阶级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干部，千千万万的群众。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毛泽东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泽东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面下，全国“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头，又有多少？毛泽东承认这些山头，照顾这些山头。各个山头的干部对本山头又非常之熟悉，这一点，绝非其他山头的干部可比。但是，毛泽东承认和照顾这些山头的最终目的，还是消灭这些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陕北地区的工作，不能没有陕北的同志参加。
　　大家说，陕北的干部，在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按资历，就要数高岗了。
　　好，高岗就高岗吧。
　　那时，高岗正在内蒙古地区工作。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非常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内蒙古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也就是党中央的靠背，这是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的。内蒙古地区，只能搞好。就在党中央到达陕北，把高岗从“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刀下”解救出来之后，就组织内蒙古地区工作委员会，以高岗为首，去了内蒙古地区。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从内蒙古地区调回了高岗，让他负责中央西北局的工作。
　　高岗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以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工作中，表现了高岗的能力与魄力。1941年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遭雷击，一名县长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扣押了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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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运动中曾被捕(3)
高岗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英明的毛泽东调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后，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同时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征粮数，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这件事对边区乃至全党震动极大。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飞回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又飞到延安。王明回延安后，中央让他分工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王明恶习不改，自以为从苏联回来，镀了金，有了“尚方宝剑”，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变本加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连毛泽东都不在话下，高岗哪在他的眼里？王明对西北局工作的指导，无非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一天，高岗对毛泽东说：
　　“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原来，当王明、康生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不必苛求毛泽东，不必指责他这篇欢迎词有些过分。那时，王明也好，康生也好，还有其他苏联人也好，还都是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历来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久别的同志回来了，回到自己身边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高岗当着毛泽东的面，针对毛泽东的“喜从天降”，来了个“祸从天降”，一字之差，针锋相对，却不能不说要有点胆量和勇气。高岗心里也想过，连有人咒骂“雷公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都能“海涵”，都能从中发现问题，引出积极的结果，区区一句“祸从天降”，又算什么？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9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军队旅以上干部52人，县团级干部117人。大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14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毛泽东、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务，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交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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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运动中曾被捕(4)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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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敢怒不敢言(1)
■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或敢怒而不敢言。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弓虽.女干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霪乿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也就是所谓“白俄”，逃到我国东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实际上过着卖笑生涯。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这个“白俄”女人送去一笔不小的“交际费”。
　　还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此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这个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点人物。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去。正想对她进行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
　　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卫人员又紧张，又坐蜡。 这可怎么办？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这戒指在你身上划上一道，见点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岗，更不能向高岗陈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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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敢怒不敢言(2)
保卫人员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
　　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炙手可热”。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或者不顺心了，就调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有一次，高岗在南方一个大城市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高岗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
　　“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
　　说办就办。第二天，高岗就又多了一个漂亮而年轻的情妇。
　　高岗在他的住地，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则完全是寻欢作乐。
　　高岗开始搞家庭舞会的时候，总要让秘书通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务必请总理光临。
　　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周总理听说高岗郑重邀请，曾经高高兴兴地去过。可是，在舞场上，高岗那追逐女性曲线的目光，那粗俗的调情话语，以及同女性互相抚摸的不堪入目的动作，使周恩来不能忍受，就愤然离开舞场，不辞而别。
　　后来，高岗又多次让秘书通过周恩来身边的人员，邀请周恩来光临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断然回答：
　　“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也不要参加！”
　　

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1)
■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七大”后，陈毅滞留延安期间，中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作了认真研究。从中央对当时全国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出发，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谁去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考虑的人选有二，一是陈毅，一是林彪。但是，看来陈毅去华中似乎更为合适。
　　1945年8月中旬，毛泽东找陈毅谈话。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问题，中央反复考虑过，觉得你还是回华中去更为合适。你以为如何？”
　　陈毅思索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话是不错的，他自己对华中情况熟悉，几天前还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同饶漱石的关系，心里就发怵。他便坦率地说：
　　“回华中去恐怕做不了什么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笑笑说：
　　“怎么起不了作用？只要你往那里一坐，就会起作用！”
　　毛泽东气势不凡的语调，感染了陈毅。
　　“那好吧！只要我去，就请中央放心，我陈毅答应的事是算数的。”
　　1945年8月25日上午，陈毅便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等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一起，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到晋东南黎城县，然后各奔东西。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饶漱石接到这封电报，自然高兴，代书记的“代”字，终于去掉了。当然，毛泽东还算是“知人”的，不然也不会下这个决心。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饶漱石咬紧牙关“顶”的结果，1944年春天毛泽东那封电报，不是叫我给“顶”回去了吗？倘若不顶，很难说会出现现在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退缩，不能让步的。饶漱石这样总结着经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陈毅还是回来了，还得同他在华中这口大锅里搅勺子，以后很难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饶漱石等待陈毅的到来。
　　等了一个来月，情况又有变化，中央命令陈毅不去华中，直接到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工作。饶漱石想，他不来也有不来的好处。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军委又决定陈毅只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而政治委员，还要他这个身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饶漱石兼任。再过半个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47年1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要论经城略地，克敌制胜，饶漱石对陈毅只能望其项背；然而，要论明争暗夺，巧算机关，饶漱石就整整高出陈毅一头了。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大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陈毅照办了。
　　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了。”
　　陈毅说：
　　“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上海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
　　毛泽东说：
　　“这样恐怕不妥。”
　　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人选作了通盘考虑以后，仍然坚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应当由陈毅担任，并再次向陈毅明确提出。
　　陈毅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次推让。毛泽东说：
　　“我已经说过两次，你仍然坚持。那么，我就让华东局的同志们讨论一下好了。”
　　饶漱石得知要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陈毅又一再推脱，便找到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
　　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
　　“感谢！感谢！”
　　饶漱石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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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2)
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
　　“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
　　疑惑归疑惑。事已至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批准了。
　　这样一来，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显然又比陈毅高了一头。
　　饶漱石在骗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头衔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做了一些工作，有几次还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49年10月11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会议的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
　　毛泽东将饶漱石的报告，批给各大区第一书记，指出：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50年1月9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在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将普遍开一二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的先决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完后致电饶漱石：
　　（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秋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时之间，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上海镇压反革命和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来是饶漱石抓的，由于他态度消极，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饶漱石在对待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情绪，由于他的伶俐机智，中央批评了以后，很快转过来，掩饰下去了。然而，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警惕性却出奇地高，并以此对陈毅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陈毅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大胆做资本家的工作，同资本家“交朋友”。
　　1950年秋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请干部讨论，去不去？有人主张去，有人反对去，怕影响不好，犯错误。陈毅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陈毅摇着大葵扇欣然赴宴。一进门，陈毅便大声说：“我是来交朋友，不谈工作。”
　　事后，党内就传出嘁嘁喳喳的议论：“陈毅同志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谁也不知道，饶漱石同志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资本家拖延不向国家交税，陈毅知道此事，在一个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通：“为什么不交税？不交税怎么行呢？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敢站出来说说吗？！”这么一批，不出半个月，资本家几乎全交了税。陈毅说：要打，也要拉，不要搞得太紧。于是组织了一次舞会，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都请到了。事后，党内又有人出来非议：“又是赴宴，又是舞会，饶书记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有看法。”
　　后来，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谈起过这件事，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舞会搞得好！”
　　1952年4月4日凌晨3时。
　　北京西郊万寿路新六所。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这里的值班人员总是通宵坚守岗位，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干部。
　　值班员听见有个房间总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便轻轻走过去看了看。这是饶漱石的房间。
　　

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3)
房间里的窸窣声依然不断，一会儿像是来来回回的踱步声，一会儿像是写字台上的轻轻敲击声，一会儿像是纸张的沙沙声，一会儿像是沙发弹簧的嘎吱声，还有开门声和关门声。
　　忽然，房门大开，饶漱石走出房门，大声喊叫：
　　“你们这里的人呢？人哪里去了？”
　　值班员赶紧跑步到饶漱石跟前，怯怯地问：
　　“饶书记，您……有事吗？”
　　“赶快给毛主席打电话！我要同毛主席谈话！”饶漱石吼道。
　　值班员更糊涂了，深更半夜，怎么找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找饶漱石还是饶漱石要找毛主席？值班员又不敢问，便只好说：
　　“好，好，我去找我们所长。请您先进屋休息一下。”
　　值班员跑到前楼敲开了所长的门，向所长报告晚上发生的一切。所长问：
　　“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要他去，还是他要找毛主席？”
　　“他只说要同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叫他去，还是他要去找毛主席，我也听不明白，又不敢问。”值班员回答。
　　所长也为难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饶漱石那里问个究竟。
　　“饶书记，现在是凌晨3点10分，不知道毛主席请您几点钟去？”所长很会说话，不好出口的话全都省略了，但是几层意思都点到了。
　　“毛主席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这我知道。赶快打电话吧！”饶漱石说完挥了挥手。
　　究竟谁找谁是搞清楚了，可这下子更坐蜡了：一个大区书记，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要找中央主席，这都哪儿是哪儿了！再说，毛主席是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可是，也不一定夜夜都干通宵，何况，总不能招呼也不打，就往毛主席那里闯呀！
　　“我先挂个电话吧，请您稍休息一会儿。”所长也只能这样了。
　　所长挂通了毛主席秘书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田家英。田家英很为难：主席已经睡了，他是难得在天亮以前睡觉的，现在要喊醒他，实在于心不忍。田家英便对所长说：
　　“主席已经睡了。现在是3点多，你好好跟饶书记商量一下，问问他，可不可以等到明天上午再谈？”
　　所长压低声音说：“看样子恐怕不行，他一个晚上都在折腾，这会儿更是心急火燎……”
　　田家英一听，便只好狠着心去找毛泽东了。
　　毛泽东听后说：“既然‘军情’那么紧急，那就请他来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
　　饶漱石从1月上旬开始，眼神经痉挛状况越来越重，难于坚持工作了。粟裕对此很关心，向中央建议饶漱石应离职休养。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立即回电：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2月2日下午，陈毅、粟裕带着中央的电报，去看饶漱石。电报也给饶漱石看过，陈、粟二人建议饶漱石3日动身，宜早不宜晚，别耽误了治病。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同志们，都是对同志对工作负责，都是一种关心。但饶漱石不这么看，他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名堂，但他又不便说什么，勉强同意了。
　　如中央指示的那样，粟裕陪同饶漱石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路上，粟裕对饶漱石照料得十分周到。饶漱石心里总不踏实，总是翻腾：我的病真的那么重吗？要由粟裕给中央报告，中央马上决定“必须休养”，而且“必须离开上海”？而且，一休息就是两个月，我的职务立即由别人代理。我的职务，别人动不动就可以代理，我饶漱石岂不是可有可无吗？
　　饶漱石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还是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不几天，饶漱石又听说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五反”。随后又听说彭真没有去华东，中央改派薄一波去了上海。饶漱石更加疑惑：这是怎么回事？搞什么名堂？他在“病友”中不止一次发牢骚。
　　接着是陈毅向中央提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代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都同意照办。
　　饶漱石在北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有所好转，便吵着闹着要出院，他觉得住在医院里，消息总不大灵通，心里不踏实。医生没办法，只好同意，但要求相关方面给绕漱石找个条件又好又安静的地方，继续休养、治疗。这样，饶漱石便被安排到颐和园北边的一所院子里住下，继续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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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4)
在颐和园里，饶漱石将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思前想后，心里更是开了锅：好嘛！我饶漱石“必须离开上海”、“必须休养”，这个必要性现在总算看出来了！我“休养”了，人家才好上来；我“离开”了，人家才好进去。彭真为什么说去又不去，又换一个薄一波？无非我那几把交椅不好瓜分。薄一波去，当然就在陈毅之下了，就好安排了。华东的工作，三反五反也好，城市社会改革也好，无论哪方面都是有问题的。现在，我离开了，别人进去了，他们肯定会发现问题，也肯定会向中央报告，这就对我太不利了！中央还信任我吗？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对别的大区有表扬，但更多的是批评，唯独对华东、对我，表扬多，没有进行批评。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中央已经不信任我了，觉得我不值得批评，让我靠边儿就算了。还有，我到北京治病，为什么非得跟个人干什么？粟裕真是陪同我、照顾我吗？没有别的意思吗？“解差”、“押送”，饶漱石脑子里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两个字眼儿。愚弄、暗算、阴谋、小丑、可怜虫，……这些乌七八糟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一个跟着一个从脑海里跳到心脏里。
　　4月3日，饶漱石从颐和园转到万寿路新六所。他听说毛主席最近也暂住在这里，而且离他住的这幢楼很近，差不多算是“隔壁”。
　　中央的主席，就近在咫尺，这件事更刺激饶漱石。他心中划的那些问号，更是翻腾得无法控制。饶漱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快得神经病了。如果那样，就更糟糕了！趁现在还没有得神经病，还能控制自己，赶紧同毛主席谈谈，不然，就来不及了，就全完了！
　　于是，才发生4月4日凌晨3点钟吼叫着要见毛泽东的那一幕。
　　饶漱石同毛泽东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是在赣东北、浙西从事青年工作，然后是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抗战，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战斗，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总之是走南闯北，文治武功，死里逃生，风霜雨雪，陈谷子烂芝麻抖出了一大堆。
　　如果归拢一下，饶漱石提出的不外四个问题：
　　第一，我饶漱石对敌斗争是否勇敢？是否右倾？
　　第二，我饶漱石在华东的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第三，我饶漱石的病是否真的这么严重？是否必须离开上海？
　　第四，为什么要用粟裕陪同的方式把我饶漱石调到北京？
　　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只想当教师。当饶漱石深更半夜闯来、无理取闹一谈谈了3个小时的时候，毛泽东真的像个极有耐心、极有涵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
　　毛泽东首先说明，此次调他到北京，就是为了让他治病，是同志们和中央对他的关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身体搞好了，将来工作有的是。对饶漱石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解答，对饶漱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毛泽东说：
　　“谁人说你在华东犯了路线错误？你看，我刚才还批转你们上海市‘五反’的经验。”毛泽东从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找出一个批件。毛泽东继续说：“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
　　“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
　　念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问饶漱石：
　　“听见没有？我说你们的经验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下面是：‘望一切正在进行五反或准备进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你看，这怎么能说你斗争不坚决，犯了路线错误？”
　　“4月2日的报告，那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事情。”饶漱石嘀咕着。
　　饶漱石的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毛泽东就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上海市的经验，不是这一两个月才有的嘛，总有个过程嘛！你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工作，又是华东局的书记，难道没有你饶漱石一份？”毛泽东每说完一句话，就用食指指尖敲一下桌子。
　　饶漱石无语。
　　“你饶漱石就是有缺点、错误，发现了，改了就好嘛！”毛泽东不想把话说绝、说死。
　　饶漱石无言以对，但还是坐着不动，没有结束这场马拉松谈话的意思。
　　“这样吧，如果你自己以为你的身体能够支持，可以让你立即回华东工作。今天就走，派飞机送你去。”说完这句话，毛泽东往沙发上一靠，望着窗帘上透进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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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5)
饶漱石无话可说，感到中央的底他也摸到了，看来中央也确无他意，这才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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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虎离山(1)
■ 高岗说：“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这是‘调虎离山’！”饶漱石闻听此言，顿觉醍醐灌顶。
　　1953年1月初，饶漱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饶漱石是作为中共中央出席苏共十九大代表团的成员，于1952年10月初去莫斯科的。
　　本来，在出国之前，饶漱石就已经知道，在完成了经济恢复、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后来，一个个决定都变成了事实。
　　邓小平，1952年8月就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
　　习仲勋，9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高岗，11月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他，饶漱石，无疑是华东的第一把手。可是，关于他的工作问题，至今尚未揭锅。
　　前途究竟如何？是吉？是凶？是祸？是福？
　　饶漱石心里没着没落。
　　找找高岗去！饶漱石同高岗，彼此早就知道了，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见过面。建国后，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接触多了一点。高岗作风泼辣，遇事敢于拍板，饶漱石是知道的。无论是在陕北还是在东北，高岗工作都不错，近几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也做出了成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饶漱石也都知道。高岗在东北地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培植了一批自己的干部，东北地区不少干部群众，谈起高岗来，总是一口一个“高主席”。这些，饶漱石也知道。高岗同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某些部门，有点疙疙瘩瘩。对这些，饶漱石似乎有所耳闻，但不知其详。还有，这个身材高大、方方验、高鼻梁、两道浓眉、留着大背头的高岗，虽然戴近视镜、脸上也有些浅色麻子，但还是一表人才，年轻气盛。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也时有所闻。想到这里，饶漱石禁不住独自笑了。
　　对，找找高岗去！饶漱石相信在高岗那里，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而不会损失什么。
　　饶漱石要了车，对司机说：
　　“去东交民巷8号。”
　　东交民巷8号是高岗的住处。
　　坐下以后，高岗笑了笑，便开门见山：
　　“漱石同志，这次又见到了斯大林了。又是你们团长点你的将吧？你们团长是很器重你的！”
　　高岗谈笑风生，但是话里有话，气势逼人。
　　“我可真不知道。”一贯疑神疑鬼的饶漱石，说了这一句就停住了。他知道高岗说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是这次出席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对自己是不薄，那年他去延安，不是让自己代理他的新四军政委职务吗？可是，高岗这气势逼人的语气，很使饶漱石为难，不同意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同意吧，那等于当面顶了高岗，就等于说：是刘少奇点的将，刘少奇是很器重我，又怎么样？！这显然不合适，还是同刘少奇拉开距离为妙。饶漱石只好来了这么一句：“我可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不能当面顶撞高岗。何况高岗现在势头很猛，本来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现在又来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人称“经济内阁”，好生了得！
　　高岗对饶漱石微妙的心理活动，有所察觉，他自己倒是更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了：
　　“漱石同志，咱们可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你今天来得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你聊聊呐。去年1月，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有个讲话，《东北日报》1月21日全文发表了，题目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学习》杂志去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讲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知道知道，”饶漱石连声说，“只是那天忙忙乱乱，有件什么急事，没仔细看。”
　　“我那篇讲话，可以说是我对这几年党内不同思想交锋的一个总结。”高岗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不言语，洗耳恭听。
　　“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我说的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
　　高岗还是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仍然是洗耳恭听。
　　“1949年五六月份，中央有个《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你一定记得。”
　　饶漱石点头称是：“记得，那是批评你们在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
　　“那个文件，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是他起草的。他批评我‘左’倾，按照他的观点，正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天津的那些报告和讲话。他的那些讲话，无非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多次讲，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不采取苏联的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调虎离山(2)
高岗说到这里，为他的得意之笔而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谁反对剥削，谁就是‘左’倾。”高岗在他的得意之笔上又锦上添花，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饶漱石还是洗耳恭听。他没有笑。他笑不起来。他觉得他从文件里看到过刘少奇的这些话，但经高岗一叙述，又不大像是刘少奇的话。说不大像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又确实讲过这些话。他觉得这个高岗的确非同小可，自己应当警惕一点。当然，也可以说，应当学着点。
　　“这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高岗接着说，“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49年12月，我们东北开了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劳动力或患病，或者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再加上有的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面的那一小部分人出卖或者出租土地；有的借粮借款。还有，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解雇长工，出卖牲口。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马，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少区县干部提出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怎么样才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高岗接着说：
　　“我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我们农村生产的基本方向。我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着重批评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单干的思想，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思想。我强调要加强领导，要组织起来。我还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生产工具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我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经济政策，比如，除水利、防疫贷款以外的农贷，全部贷给那些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首先贷给变工组；各种优良品种、国家有可能给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都有优先权。关于党员雇工或单干的问题，我明确地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就说服他不要雇；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解决，不是必要的时候，不采用组织手段。
　　“我们这次座谈会以后，就有关党员雇工的问题，向中央写了个请示报告。”
　　说到这里，高岗想了想，对饶漱石说：
　　“请你等一下，我找一份东西。”
　　高岗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
　　“20多天以后，1949年1月下旬吧，中组部给我们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念完这一段，问饶漱石：
　　“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楚了。”饶漱石说。
　　“下面还有哩！”高岗又接着说，“我还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记录是这样的，你听——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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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虎离山(3)
高岗又停下来，问饶漱石：
　　“这一段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听清了。”饶漱石微微笑道。
　　高岗继续说：
　　“我得到这个谈话记录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批给陈伯达看。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对这个谈话很不满，很生气，脸色都变了。
　　“这是195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思想分歧没有解决，到1951年，又发生几件同样的事情。1951年10月，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我就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写的报告的通报，认为我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文件你也一定看过。我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我们在指导农村互助合作的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经不是什么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什么‘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的通报，我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毛主席和党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原因就是，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可是，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又受到同一个人，还有薄一波等的批评，说什么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错误的。
　　“他把山西省委批评得好厉害，说山西省委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感到害怕，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阻止和避免这种趋势；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山西省委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对山西省委的这些批评，动静还不小，又是文件，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文章。
　　“最后，还是捅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找他们几个人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对于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也就是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只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可是，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不得不针对他们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我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就是措施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他的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都是右的，都应当批判。
　　“我还想，自从七大以来，他的这类错误不少。我甚至怀疑，在七大上，他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
　　“还有一点，我今天说句话搁在这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事情并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高岗讲到的这些事情，有的饶漱石听说过，有的看到过文件，但他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今天，听高岗这一席话，那么有根有据，有因有果，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大事了。既然如此，高岗又被调到中央，委以重任，那就是说，中央是支持高岗了？他想想摸底，便对高岗说：
　　“你现在调到中央，身负重任，看来，中央支持你，这是没有问题的。”
　　“别这么看。”高岗马上回答道，“告诉你吧，去年8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来。但是我拖着，既不表态，也不成行。去年9月份，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请我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我担负的工作，让我告诉他我何时可以到北京，并说习仲勋一两天内就到北京担负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调虎离山(4)
说到这里，高岗站了起来，走两步，又折回，俯下身冲着饶漱石：
　　“调虎离山！这你比我都懂。东北这个地方山很大，老虎大有回旋余地和藏身之处，一旦离开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复复考虑究竟是不是调虎离山？是调虎离山又怎么办？！”
　　“调虎离山”四个字，使饶漱石为之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却故作姿态地说：
　　“你过虑了。把你调到中央是‘调虎离山’？把老虎调到身边来？那不成了‘引狼入室’？中央还是重视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内阁’，是实权机关，不是闲差。”
　　“可能吧！”高岗说，“我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饶漱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同高岗说了些闲话，告辞而去。
　　高岗送饶漱石到院内，握手时，他看着这位身材矮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留着上髭的华东地区第一把手，高岗眼看着他上了汽车。高岗想：他也是一方诸侯，到时候，会用得着的。
　　饶漱石心中可不平静，坐在汽车上想了一路。他心里何尝不是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中央也应当调自己进京，自己也是一个大区的一把手，现在也有了一些要调他进京的传闻。一会儿也害怕调虎离山，上海那地方，山也不算小，一定意义上讲，比东北的山还大，而且离“皇帝”更远。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到了北京，自己不仅算不上是虎，反倒送到老虎嘴边了，那滋味好受？可是，别人都调进中央，如果自己还在地方上，算怎么回事？别人又怎么看？左也难堪，右也不妙。高岗能坦然说出他怕调虎离山，很不容易，算是做到灵魂相见推心置腹了。至少有这几点：第一,说明他高岗也把自己看成是“虎”，想闹腾闹腾；第二，说明他同中央也有距离，有隔膜，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第三，说明他也有自己的“山”，有自己的地盘。
　　饶漱石觉得自己同高岗很对味儿。
　　饶漱石觉得高岗这人信得过。
　　饶漱石觉得应该向高岗学点什么，比如说，学他的胆量？学他的干练？学他的气魄？
　　在有些方面——不，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刘少奇不如高岗。刘少奇没有高岗干一番大事情的锐气，刘少奇也不像高岗那样“体己”，饶漱石从来没有感到和刘少奇的心灵那么相通过，就像今天同高岗这样。
　　时隔不久，1953年3月，饶漱石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调来了北京。
　　他同高岗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调虎离山。即使高岗没有向饶漱石说出这四个字，饶漱石也会这样想，这样觉得，这样认为。
　　然而，饶漱石还是感到兴奋，无论怎么说，总算是从地方进了中央了。中央组织部，掌握人事大权，闹着玩儿的？！何况，地方上的职务都还兼着嘛，高岗还兼东北局书记，饶漱石也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再说，“调虎离山”又怎么样？北京至少有两只虎了，有了虎，也会垒起一座山来。
　　饶漱石高高兴兴进了北京。
　　饶漱石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高岗长谈。
　　在上层没有几个心腹之人，没有三朋四友，谁也别想当京官儿。这一点，饶漱石心如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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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刚来即斗(1)
■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北京，成为共和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大约可以说开始于1953年夏季。
　　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自然界的气温慢慢进入三伏，政治气温也愈加燥热。
　　毛泽东分别与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谈过话。
　　毛泽东说：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毛泽东说：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还给各大区负责同志讲过话。毛泽东说：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等等，等等。
　　这些，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清楚的也会变成胡涂，像大米干饭被搅成稀粥一样。
　　毛泽东完整的讲话，被切割成一句句、一条条，像一幢房子被拆成一块块砖头，像一件衣服被撕成一条条布带，这些块块、条条，又被掐头去尾，丢三落四，就闹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比如说，“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变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错误的”。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枪，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操，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交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射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射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新官上任刚来即斗(2)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副主席，搞部长会议，再也不能让“白区的党”的干部篡夺党了。
　　我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一个陕北，一个东北，再加个抗美援朝。这两个地方和抗美援朝，毛主席都是很重视的。毛主席想让我抓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他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可以当个部长会议主席。其实，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还不如林彪当。林彪现在在杭州。我得赶紧到南方去一趟。组织工作会，就由你了。
　　最后，高岗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主要就是这事，我也听到了风声。再就是你说给我推荐点干部，得快一点，我在中组部的人太少。”
　　“好，走以前，我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原来东北局组织部的那位还行吧？”
　　“没问题，他可以在会上发言，我已经同他谈过了。”高岗略加思索，又说：“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可以以他为核心。你就不一定还管那些具体事了。”
　　“那好。”饶漱石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眨巴几下，心领神会。
　　“有些我自己不好说的话，你是可以说的。——当然，场合要适当。”这句话，饶漱石也一听就懂。
　　其实，饶漱石在中组部整安子文，早在财经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的7月中旬，就已经动手了。
　　那是在槐里胡同1号中组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
　　这之前不久，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曾经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进行不下去，就回北京了。后来安子文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这，饶漱石在部务会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整整一个上午，饶漱石声色俱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
　　“有的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就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
　　“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
　　说到“就”字，饶漱石又站了起来，他过于气急败坏，找不到满意的词汇，也就“就”在这里，拉倒了。
　　7月中旬开始，整安子文的部务会，开了好几次。王甫、赵汉的事饶漱石也提过好几次，一会儿说这件事表明安子文是“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一会儿说王、赵离开山东是安子文指使和纵容他们“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饶漱石还指责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表态，有抵触情绪，是“界限不清，嗅觉不灵”。
　　对于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政治局人员名单和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那件事，饶漱石一方面加以利用，在许多人中间私下传播，进行挑拨离间；另方面又利用来整安子文。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受到当面警告的处分，饶漱石仍然揪住不放。
　　刚来不久的部长，在部务会上没完没了地整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中组部的正常秩序被搅乱了。
　　饶漱石如此大整安子文，搅乱中组部，自有他的想法。刘少奇看来是肯定不行了，而高岗却锋头正健。许多人都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这可不好。高岗明确说过，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正好安子文在饶漱石手下当副部长，能狠狠整一下安子文，就表明饶漱石究竟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也会更加博得高岗的信任。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按中央的意图，开这次会，主要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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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刚来即斗(3)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炮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炸弹。这些很有煽动性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答案，大概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吧？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组织工作会议的进程和动向，并且从指导思想上、从全局上加以点拨，为的是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致像不久前的财经工作会议那样走偏方向。
　　毛泽东10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信中说：
　　“请将联###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联###史六条结束语，”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最后部分：《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基本教训，归纳为六条：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其中讲到，“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第二，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其中讲到，“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三，假如不把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第四，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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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刚来即斗(4)
第五，如果党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和公开改正错误，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第六，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它就不能成为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其中讲到：布尔什维克党，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相像，“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
　　毛泽东要求到会的同志学习这六条的意义，毛泽东的用心，似乎无须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10月23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和饶漱石10月22日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他在这两篇讲话稿上，各加了一段文字。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这两段话，都讲到总路线，毛泽东在指导一切工作中，都是抓住这个总路线不放，而且抓得很紧。
　　值得玩味的是，他在给饶漱石加的这段话中，提到了“时机”。毛泽东说的是革命的“历史的时机”，而在饶漱石心目中，“时机”倒是时机，但不是革命的历史时机，而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说到“全神贯注”。饶漱石呢？“全神贯注”倒是“全神贯注”了，但不是干这，而是干那。毛泽东说“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能够……”，他的意思是：你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你这个“组织部门”的总头儿，首先得“能够”，可饶漱石偏偏不“能够”。在饶漱石念这段文字的时候，应当加一句话，即：“唯独我不能够。”
　　历史又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又进错了房间。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1)
■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
　　高岗同饶漱石上次谈话的第二天，便登上飞机，一翅膀飞到了杭州。离开东交民巷8号（高岗的住处）赴机场的时候，高岗提醒秘书说：“这次我们外出，时间不短。最近毛主席身体不好。你的耳朵要灵一点儿，一旦得到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记住了！”
　　高岗到杭州安顿下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林彪的住处。
　　一阵寒暄过去，林彪说：
　　“你现在也是‘主席’了。听说你要去大连，可是你却作‘东南飞’了。”
　　“原来倒有那个想法，最近，北京有些新情况，我想见见你这个林总。”
　　“什么新情况？财经会的情况？财经会上是不是很热闹？”
　　“财经会倒还可以，刚开始嘛，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说的是财经会后这几天的情况。”
　　高岗停下来，望着林彪，想看看他的反应。
　　林彪什么反应也没有，等待高岗说下去。
　　“中央提出，从国家行政机关来说，是不是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这就要有部长会议主席；从党中央来说，是不是增设副主席，或者设总书记？”
　　“啊！”这倒真是新情况，林彪想。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位高麻子来者不善，只是“啊”了一声，仍然镇定地等高岗往下说。
　　“我想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党的问题，枪的问题，红区问题和白区问题。”
　　诡诈的林彪，立即明白了高岗要说什么，但他也暗暗吃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高麻子也学会了来这一套，看来，这家伙真是费了一番脑筋。
　　“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对不对？”
　　“对！这我记得，就是《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林彪说。可见林彪对这个问题也想过，至少是很熟悉。
　　“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像个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的。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有些还很打动林彪的心，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终于说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支持你。刘少奇一定要拉下来，周恩来可以当个闲差。只是，我的问题，就不用提了。我身体不好，不必掌什么实权，要误事。当然，话说回来，我的身体不好，还不是当年拼命拼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不就是这么过来的？”说到这最后几句话，林彪还真是有点动情了。
　　高岗看在眼里，赶紧说：
　　“林总，咱们够推心置腹了。我的意见是，不要设什么总书记了，就多设几个副主席，咱们军队的党，都上去，林总你上，我也上。”
　　就在高岗说话的这么一会儿，林彪就从方才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坚决地说：
　　“高主席，就这么着吧，我的事不提。你完全可以作为根据地的党的代表，上去，设副主席你就是副主席，设总书记你就是总书记。你身体又好，正当年。只要你能上去，有个代表，就行了，咱们分什么你、我？不要争这些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不是争什么个人的权力啊！”
　　林彪的高调，还真的堵住了高岗的嘴，使他一时语塞。高岗大概没有想到，林彪这几句话，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你的客人不少吧？”高岗问。
　　“总有一些，南来北往的，见见面，聊聊天。”
　　“最近的这些情况，你倒也可以同他们聊聊，多一张嘴，多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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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2)
“这倒是。不过也得当心点，事情很复杂，人更复杂。”林彪像是提醒自己，又像是提醒高岗。
　　“你的夫人出面谈也可以嘛，她那么能干！——她，人呢？”高岗一边说一边向房间里扫了一眼。
　　“她今天出去有点事儿，不然她那么老实？”
　　“就说我问她好！”
　　“好！”
　　高岗同林彪见面后的第三天，又去陈正人那里游说。
　　在陈正人面前，高岗除了鼓吹“枪杆子上出党”、“红区党”、“白区党”以外，在谈到谁应出任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调子可全变了。他不说林彪可以当副主席，而是把林彪贬了一通，说林彪不过打了一些仗，他高岗却保住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央长征后的落脚点，新胜利的出发点。现在要大规模搞经济建设，林彪只能打打仗，会打仗的人多得很，上来他一个，怎么摆得平？而他高岗，既能打仗，又能建设，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林彪没有。在东北，林彪不过挂个名，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他高岗主持。高岗告诉陈正人：毛主席说了，看来，林彪不如高岗，排名次序列，过去是林彪、高岗，现在应该是高岗、林彪了。
　　高岗就这样当着甲说乙、当着乙说甲、当着丙说丁、当着丁说丙地游说了一通，封了一些官，许了一些愿，谁可以进中委，谁可以进政治局，谁可以当部长。此外，就是找女人跳舞，要女人陪着游山玩水。
　　混了一个来月，高岗又飞到广州。到广州后，找了陶铸，还有军区的几位干部。游说的内容，无非是毛主席不信任刘少奇，刘少奇的地位在七大上捧得太高，毛主席现在赏识的是他高岗。毛主席说，现在是经济建设时期，搞建设要借重高岗，高岗在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中央的很多决策，都是依靠东北提供的经验，东北就是特殊一些。毛主席还说，高岗同志如果不在北京，本人（毛主席指自己）外出休假就不放心了。
　　11月上旬，刮起了秋风。
　　正当北雁南飞的季节，高岗从广州飞回了北京。
　　高岗哪里知道，他在华东、在中南地区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地进行游说的时候，北京的空气变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的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表现。
　　高岗回到北京，听饶漱石诉说了组织工作会的情况，和他受批评的情况。高岗一拍胸脯：
　　“我找毛主席说说去！”
　　高岗真的去了。高岗向毛泽东诉苦说：
　　“饶漱石同志现在心情很不好，同志们，包括中央，对他有很多误会、误解。他要我向您解释一下。”
　　毛泽东说：“哎呀，你高岗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呢？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毛泽东的话不咸不淡，莫测高深，一个软钉子把高岗碰了回来。
　　12月，中央准备撒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提议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
　　紧跟着，毛泽东要外出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
　　高岗本来就心急火燎，方寸已乱，又来个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强刺激。刘少奇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高岗得知，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为了当上党的副主席，高岗又四处游说，今日找张三，明天找李四，办法还是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两个人物，在高岗心目中分量不轻，但又把握不准，经过反复琢磨，还是觉得硬着头皮也得碰一碰。这两个人物就是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搬兵”搬来的陈云和邓小平。高岗要想在中央取得多数票，陈云是非找不可的。从大区的各路诸侯来看，东北是他自己，华东是饶漱石，中南是林彪，这三路都无问题，西南一路就是邓小平。
　　高岗必须找陈云和邓小平谈判。
　　高岗同陈云的谈判，干脆利索。他对陈云说，我反复想过，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有我一个。陈云笑了笑，然后开门见山：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对邓小平，倒是多说了几句。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现在，毛主席要分一、二线，设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不成熟，他还是去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为好，何必占这么重要的位置？邓小平也多说了几句。他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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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3)
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作了反映。
　　陈云当时就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①的原则。”
　　一两天以后毛泽东同罗瑞卿有一次特殊的谈话。
　　毛泽东问罗瑞卿：
　　“我退到二线怎么办？你看，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罗瑞卿答：“主席退居第二线，当然由少奇同志来主持第一线。不过……”
　　毛泽东说：“不过什么？！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若有所思。然后，把目光投向罗瑞卿：
　　“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到时候林彪也给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哎呀，主席……”罗瑞卿受到很大震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的鼻子要学得灵一些，凡事要多嗅一嗅。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毛泽东说。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小会。散会后，有几个人没有走，周恩来、朱德、罗瑞卿，还有高岗。
　　毛泽东说：“我向几位再交代一下，我要去南方休假。照惯例，我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少奇同志代理。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说到这里，毛泽东用右手比划着向上：“中央的风这样吹。”毛泽东的手势又转向下：“他的风却这样吹。我们大家要注意。赞成不赞成？”
　　高岗很不自然，满脸通红地跟着别人回答：
　　“赞成。”
　　当天晚上，高岗突然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是要到家里来看罗瑞卿。
　　罗瑞卿说，请你不要来，有事我到你那里去谈。
　　高岗说，确实有些事要同你谈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快去，看他讲些什么。
　　罗瑞卿到了高岗家，高岗对罗瑞卿说，要很好地注意主席的健康，主席检查身体的时候，一步也不能离开，要看好，可要千万注意，不要马虎。
　　高岗还说：如果采取部长会议形式，我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
　　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前些日子听了毛泽东的谈话，罗瑞卿可以说是“理解”了高岗。现在，当高岗的话一出口，罗瑞卿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而且也分明感觉到他的不自然。
　　罗瑞卿暗自高兴。他从容地回答高岗说：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检查身体时也决不马虎。至于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我估计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何况，林彪现在身体也不好。
　　高岗再也无话可说。
　　罗瑞卿随即告辞。
　　12月中旬以后，为了揭露和遏制高岗、饶漱石的非法活动，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派陈云南下，沿着高岗游说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变了再与他联合。”
　　12月9日，陈云离开北京，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最近的不正常活动，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么，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可能自杀。”陈云很快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12月17日，毛泽东找陈云、邓小平和周恩来谈话。12月18日、19日，继续找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两次。12月20日，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同一天，又找刘少奇谈话，同周恩来谈话。12月21日，同朱德谈话；同日，再次与陈毅谈话。12月22日，与彭德怀再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直接找高岗本人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毛泽东说：送你一句话，叫“独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还不小，不是鸡蛋那么大，而是鹅蛋那么大。桌子有两面，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上面是阳面，下面是阴面。有意见，有想法，摆到桌子上面来，这是阳面，不要在桌子下面搞，那是阴面。阳面是合乎党的纪律的，阴面就是非组织活动，是违反党纪的。你不要当头，你的“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还有东北局那一摊子。不要在阴面当什么头了。中国历史上有过“清君侧”。那不过是幌子。凡“清君侧”者，大都想搞名堂，凡“清君侧”者，几个有好下场？你要注意。不要骄傲，不要逞英雄，要团结。曹操讲：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你的志不“大”，谋也不“良”。你把别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几个孤家寡人，这个志还大得了？狭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决心改，切切实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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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4)
同高岗谈话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了个小会。
　　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二十九人，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
　　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今天就去杭州，要休假，这个“假”，是假“假”，不是真假，因为还有事。这个事，就是带几个秀才，去考虑起草宪法草案的事。
　　然后又讲到他不在北京的时候，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
　　接着，毛泽东从容而严厉地说：
　　我现在宣布，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两个司令部”，简单明快，重若千钧。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在这样高层次的重要会议上使用这个提法，还是第一次。
　　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高级干部，都能感到毛泽东这些话的政治分量。
　　高岗受到的震动最大，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已经到了相当相当严重的地步了！毛泽东同高岗个别谈话时，叫他不要在阴面当“头”，现在公开说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无疑是他高岗了！水落而石出，高岗已经无可挽回地浮出了水面，他感到地动山摇了。高岗觉得眩晕。
　　一阵眩晕过后，高岗又冷静一些。他想，箭已经射出去了，子弹出了枪膛，收是收不回来的。毛泽东说什么“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经过几个月来，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活动，效果不错，不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有了一半了。可现在情况又难说。那几个月的活动，是由于借重了毛泽东，毛泽东不看重刘少奇、周恩来，而看重他高岗，才有了效果。如果像政治局会议这个调子，毛泽东自己站了出来，那可就是山崩地裂了！高岗又有些眩晕。
　　稍微清醒一点以后，高岗该琢磨下一步该如何动作，得想一想出路何在？
　　毛泽东说高岗要打倒一大批人。这些人现在一个也没有倒，俺再也不打了，不也就拉 倒了吗？
　　毛泽东要高岗反省，决心改正错误。那就作自我批评吧，那就反省吧！
　　要不打回老家去，还回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去？几十年的革命，算白干了还不行？俺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
　　还有什么呢？要不，干脆，要脑袋有一个，要命有一条，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一不做二不休，有多少劲就使多少劲，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是鸡蛋，你是石头，也要弄你一身腥！
　　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重点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号炼铁炉，已于1953年12月相继提前竣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大胜利。
　　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报喜。25日，毛泽东复电，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以及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高岗收到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报告并鞍山钢铁公司的信件。报告和信件说，26日，钢都鞍山将隆重举行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典礼。典礼上，要发奖，要给毛主席献礼，还有三大工程现场的剪彩活动。此外，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要来参加，我国政府得派相当的领导人出席。
　　12月22日，捷沃西安已到达北京。
　　高岗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明确答复高岗：
　　“已经同中央商量过，此事非你莫属。从地方来说，你是东北的第一把手，你一定得出席，谁也不能‘代庖’；从中央来说，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央，中央也就不必再派人了。从外交礼仪来讲，接待捷沃西安，你也是相当的。你在讲话中可以代表毛主席表示祝贺，他们的献礼，你也可以代表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给鞍钢职工的复电，请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去念，这我已同他说好了。”
　　周恩来布置任务、交代工作，总是这样周到，滴水不漏。
　　按高岗的本意，他是又不想去，又想去。说不想去，是因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好像到了紧要关头，一种力的较量，他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关头，多一份力量还是少一份力量，早一个小时还是晚一个小时，那结果就可能差远了！眼看着一场大戏的高潮就要来了，而自己又是半个主角。偏偏在这时候，要他煞车，要他离开北京！说想去，因为东北地方是他高岗的天下，在那里，他咳嗽一声都是命令，在睡梦中都有一种大丈夫的感觉。而且，捷沃西安来了，可以乘机向他一诉衷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民主阵营的头”，这个钟馗真的拉下脸来，再大的鬼也得怯三分。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5)
12月25日，高岗终于陪同捷沃西安乘专车到了鞍山。
　　12月26日上午九时，钢都鞍山举行三大工程隆重的开工典礼。
　　高岗是主席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而他找回了从前的感觉，频频向鼓掌和欢呼的群众挥手敬意。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结尾是三句口号：
　　中苏两国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前进！
　　捷沃西安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结尾的三个口号是：
　　中苏两国人民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把这两篇讲话的结尾对照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高岗是在侧重某种东西，同时也在避开一点什么。这也许是高岗深层次内心活动的反映。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声音洪亮地宣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厂长，代表全体职工把新产品无缝钢管和重型钢轨，献给毛泽东；在礼品上，工人们亲手刻着表示敬意的词句：“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岗代表毛泽东接受了献礼。
　　当天（12月26日）下午，在三大工程现场分别举行了剪彩仪式。高岗先后到三大工程现场剪彩。每一工程剪彩之际，人们热烈鼓掌欢呼，机器发出轰鸣，掌声和机器声响成一片。
　　高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方面完全找回了在东北时期的那灿烂辉煌的感觉，另方面，也深深感到苦和酸。而这苦和酸，来势汹汹，几乎淹没了那辉煌与灿烂。
　　12月25日，高岗陪捷沃西安到达鞍山。29日，又陪捷沃西安到了沈阳。30日，又陪捷沃西安到北京。这五六天时间里，高岗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捷沃西安一诉衷肠。由于人多眼杂，这机会只有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和回北京途中，才被高岗找到。
　　“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高岗急不可待，没头没脑地对捷沃西安来了一句。
　　捷沃西安觉得这是个怪问题，便毫不迟疑地回答：
　　“当然要消灭！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觉得自己又从苏联老大哥这里找到了同志，找到了知音。但他又抱怨：
　　“可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闹得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请你回去一定报告苏共中央，就说中国党的中央里面，有人反对我。”
　　“这个我可以做到。”捷沃西安关切地望着高岗，“你也得多加保重。”他想起了科瓦廖夫打报告的事情。
　　“我倒觉得该豁出去就豁出去！我到中央以后，还不如在东北，现在一点实权也没有了，什么都得听人家的。”
　　说完这句话，高岗又把他在心里翻腾的那些事情抖搂一遍：什么刘少奇有“圈圈”，就是白区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周恩来有“摊摊”，就是跟他在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的那些人。他高岗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正统，井冈山的人是正统，陕北的人也是正统，高岗和毛泽东都是正统这一边的。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他高岗算是同毛泽东有点“血缘关系”，其他的都不行。不过，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毛泽东又不赞成高岗，而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调子相像，或者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而不支持高岗。
　　捷沃西安很注意地听着高岗的唠叨，但一言不发。作为苏联领导层成员之一的捷沃西安，他的见解不可能超越出他那个集团之外；但是，曾经有过科瓦廖夫的前车之鉴，他表现得更为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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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1)
■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瞭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性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议程，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高岗收住了千端思绪。他听见刘少奇说：
　　我们的党，目前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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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2)
刘少奇又说：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还有一段话，简直是对高岗直言不讳的警告。
　　刘少奇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这几句话撞击着高岗的耳膜，使高岗全身的毛孔都发了一下热，以致刘少奇下面说的什么“为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应当以身作则”，就都没有听清了。
　　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要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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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3)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我认为，自己在总的方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自己当坚决改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遵循的原则。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心目中的反响很不相同。有的认为，少奇同志这样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闪闪，反正就那么几根小辫子，又不是背后搞什么鬼，而是公开的讲话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公开的辫子在党内公开抖搂出来，这就主动了，就可以轻装前进，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认为像少奇同志这样的身份，能作出这样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姿态高，实在难能可贵。持这些看法的是到会者的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少奇同志不必这样，恐怕会授人以柄；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未免一般化，太简单。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有忧。高岗喜的是，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错误，高岗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高岗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想对自己思绪中隐约的忧虑理出个头绪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此人分量不轻。他的发言得好好听听。
　　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
　　邓小平又说：“决议草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老实说，此时此地的高岗，对这样一些一般的大道理，兴趣都不大。倒是邓小平下面这样一些话，高岗不能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比如，邓小平说的，“……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
　　紧接着，邓小平替刘少奇讲了一大段公道话。这时候，会场气氛一片肃静，而高岗，却有如芒刺在背。邓小平说：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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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4)
邓小平的这些话，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指着高岗的鼻子，挖空了高岗的老底，使高岗觉得脚下踏的，并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一片沼泽了。
　　滴水不漏的邓小平，接下去又作起自我批评来了。邓小平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堆难题。——对了，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引起高岗的忧虑在这里：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高岗能列出几条什么呢？
　　邓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这次会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同他不沾边，可是他也站出来认这个账。使高岗烦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而这些话，又偏偏像一群管束不住的狼犬，在高岗心里乱窜！当然，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多少活动，但听见过高岗不少言论。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同样程度不同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高岗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这个难题真是不小。弯子太大，怎么转过来呢？
　　高岗说过，他最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也最信任他，最器重他，如果他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放心不下。毛主席早已不重视刘少奇和周恩来了，不想让刘少奇管党的工作，不想让周恩来管政府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搞宗派主义的，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
　　言犹在耳，曾几何时！现在，要高岗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怎么拐得过来呢？难哪，实在是难。高岗给毛泽东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高岗犯了什么“错误”？作什么“自我批评”？“批评”什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一夜之间就成了小丑？！
　　然而，还是得讲。高岗横下一条心，开始他的发言。
　　他首先讲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有效的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在于党自身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如果不团结一致，步伐也不整齐，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宗派、小团体，那么，不仅党的历史使命完成不了，党本身能不能存在下去，都会成为问题。那么，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团结的轴心又在哪里呢？我们党团结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应该切实做到：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高岗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忽然感觉上有些不对，会场的气氛也有些不对。这些车轱辘话，今天好像不是他讲的，大家也不愿意听他这些大道理。
　　高岗还没有找到角色的感觉。他还没有从旧角色中走出来，还没有进入新角色。
　　“我也有缺点和错误。”高岗在进入新的角色了，“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的情况很复杂，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又不能说很高了，主观同客观不一致、相脱离的情形，随时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犯错误。特别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新时期。”
　　这又不对了，谁叫你论证一个人会不会犯错误，现在根本不需要你从理论上阐述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道理，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你有什么错误，你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如何，打算怎样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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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5)
“比如说，我有自由主义的东西，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遇事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观念。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胸有全局，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一点我没有做好，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骄傲自满情绪我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里来的，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又对支援前线有功。总之是思想骄傲了。这种思想和情绪，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了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我提高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
　　高岗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的气氛较为冷淡。这也难怪，因为听完他的发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广场上，洒了几滴水，这能解渴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听起来不是自我批评，倒像是自我表扬。
　　高岗检查完了以后，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虽然涉及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浮皮潦草得使人吃惊。比如在苏北黄花塘整陈毅，他用心那么诡诈，手段那么阴毒，可他这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呢？他说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了？没有说。
　　这也叫检讨？
　　饶漱石也说了几句“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这类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用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叫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同高岗一样，饶漱石检查完了以后，会场上的反应依然是冷淡。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这一天发言的有陈云、周恩来，最后通过决议。
　　陈云的发言，哲学性强，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也生动活泼。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
　　张国焘是何许人，高岗是清楚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批评张国焘，他参加了。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跑到西安，又跑到武汉，最后他独自一人投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当了特务，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去。这些，高岗也都清楚。
　　陈云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
　　听话听音儿，这个普通道理高岗自然懂得。陈云说的是“张国焘这类人物”、“李国焘、王国焘”，这不是分明把高岗归入张国焘一“类”了吗？
　　陈云说：“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
　　关于第一条，陈云说：“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
　　

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6)
这时，会场上发出了笑声。高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他还是尴尬地咧了咧嘴。
　　陈云继续说：“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句话，在高岗拉陈云一起拱刘少奇的时候，陈云对高岗说过。
　　陈云接着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 ，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这时，坐在高岗前面的人不住地点头，左面、右面，也有人点头。陈云说的好像并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摆事实。常常有这种情形：越是深刻的道理，就越不像是道理，而是实际，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
　　陈云继续提醒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关于第二条，陈云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关于第三条，陈云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很有些异样，这气氛分明格外严肃，但又活泼；分明格外庄重，但又轻松。高岗想，陈云说这些话真够大胆的了，他自己可不敢这么说，特别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但他又朦朦胧胧感到，大概越是内心坦荡，才越敢实话实说，心怀鬼胎，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
　　陈云最后的意见是：
　　“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以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云发言完毕，该轮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的发言，篇幅相当长。当讲到党的团结，建议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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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7)
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
　　我现在先对犯下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1)
■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2)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席”，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总理”，他发现信封上有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大吃一惊，便找几个人看，商量该怎么办（原来，高岗刚才刮胡子，刮破了下巴，出了不少血，手指上也沾了不少血。高岗在紧张、慌乱之中封那几封信，手指上的血便污了信封）。
　　大家觉得事关重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些信不能送出去，得拆开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高岗写给周总理的，竟然是一封托孤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女。
　　几个年轻人撒腿往高岗屋里跑，跑在前面的秘书哭着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信，……你决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
　　高岗先是一惊，接着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高岗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拉着秘书的手，让秘书坐在自己坐的椅子上，高岗挪到左边的椅子上。
　　几个人从秘书手上拿走了信件，到壁炉前面去准备烧信。
　　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没事儿啦！没事儿啦！”高岗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秘书的左肩，一面提高了一点嗓门，催促快点把信烧掉。
　　烧信的几个人只顾烧信，高岗身边的秘书，也只顾看着他们烧信。
　　顷刻之间，屋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撕信纸的沙沙声，信纸着火后轻微的呼呼声。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裤兜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他身边的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
　　枪响了。
　　子弹打飞了。
　　手枪掉在后侧的地毯上。
　　秘书拦腰抱住高岗，两个人扭在一起，都摔倒在地毯上。秘书拼尽全力抱住高岗，高岗用尽全力伸出左手去抢枪。就在高岗抢到手枪的那一瞬间，烧信的几个年轻人和高岗的家人一齐扑向了高岗，这位历经战火的高级指挥员，被缴了械。
　　刚才枪声骤起、大家慌乱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赶快打电话！”高岗想起这句话，便说：
　　“你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会来人，把我抓走了！”
　　中央很快得到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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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3)
为了挽救高岗，使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发生这次事件以后，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高岗在2月24日作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高岗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高岗认为，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于2月底至3月初全部结束。
　　座谈会颇有成效，会上不仅核实了许多材料和情况，也揭发出不少新材料。
　　1952年12月，高岗曾将自己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上报毛泽东。这个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工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关于改善贸易企业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很好的意见。毛泽东看后批示：
　　“此件很好，使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
　　后经座谈会揭发核实，高岗的这个报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高岗窃取别人的发言稿和文章，用以欺骗中央的事件，不止这一起，而是多次发生。
　　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分别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和报告。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高岗的错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许愿封官，扩大个人影响，骗取他人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窃取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十）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周恩来最后指出：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评。‘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毛泽东于2月28日，审阅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有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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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4)
对政治风向的观察极其敏锐，而且习惯于把国际国内政治动向联系起来思考的毛泽东，对这条电讯稿非常重视。这时毛泽东还身在杭州，便立即提笔写了三条批语，批给同在杭州的几位领导人：
　　（一）“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退毛。”
　　（二）“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三）“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3月1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陈毅、谭震林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就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的事实，特别是1953年两个会议前后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党的各项事实，得出如下结论：
　　（一）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其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最严重的是1953年伙同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二）饶漱石善于伪装，多年来伪装守法克己，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伸手时也以伪装面目出现，饶漱石是党内少有的伪君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家。
　　（三）饶漱石在党内争夺权位，采用一套权术，概括起来为：
　　1?郾 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
　　2?郾 对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笼络；或者先予以打击，打击以后再笼络。
　　3?郾 专抓同志的小辫子，善于钻同志间的小空子。
　　4?郾 处心积虑，四处安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来整人，使人莫知所措。
　　5?郾 担任新职时，预先准备好一套整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6?郾 对他所不满的人，常常制造借口予以打击。
　　7?郾 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
　　8?郾 伪装恭谨的面孔，实际上常常吹嘘自己。
　　（四）饶漱石对自己犯的错误，至今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关于他和高岗同时进行重大的反党活动，他只承认是“不谋而合”。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的错误后，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运用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方法，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制作了一个标本，一具模型，五脏六腑，经络穴位，皆历历在目。这个标本，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如果你把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同这个标本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一点什么，甚至会想起普希金的诗句——
　　这时候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随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由地委书记以上干部扩大到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民主人士，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实际上逐步向全社会公开了。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社论。4月4日的题为《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论，提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社论说，“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法，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来进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宗派活动”；“另一种方法就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他们所采用的再一种方法，是不尊重党的统一领导，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作是独立王国”。社论号召，“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治局统一领导下，东北、华北等地，陆续召开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揭发批制；4月，中央东北局召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华东局召开了扩大会议；5月，中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6月，上海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8月，山东省又召开党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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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5)
党中央的这些部署和措施，是根据当时斗争实际的需要，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历史特点的。对于像高岗、饶漱石这样身居高位、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干的是分裂党破坏党的勾当的大人物，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斗争，在建国以后，这是头一回。当时，有些人一下子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党内有些同志就不相信高岗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高岗的《荣誉属于谁》讲得多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党。这篇讲话我们亲耳听过，后来还作为干部学习材料让大家学习。他怎么是个人野心家呢？
　　这也难怪。全国解放后，全党是第一次开展对这类两面派人物的斗争。只有深入地揭发、批判，才能使人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岗于4月29日写了《我的反省》。他不得不承认1953年他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进行那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当然，高岗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野心，并不等于他决心改正这些错误，也不意味着他将抛弃这种野心，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事实证明，高岗在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并没有放弃和改变他的错误立场，相反，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沿着那条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并且决心坚持走到底。
　　他觉得他必然要失去曾经有过的那一切，然而，他决心不在失去那一切以后生活下去。
　　从一个共产党员一步步陷入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泥坑，他已经无法想象，重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按照党的纪律行事，日子还怎么过？
　　当高岗进行着分裂党破坏党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岗已经不存在了，消亡了；这时，体现在高岗身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是胜利了。高岗如果接受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痛改前非，检讨他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重新做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在高岗身上的失败，就会转化成为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明确指示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高岗检讨完之后，还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然而，高岗没有放弃同党对抗的立场。
　　高岗在继续被“管教”的情况下，谎称晚上休息不好，在偷偷积累着安眠药片。
　　他一边积累着，一边计算着足以致死的安眠药片的剂量。
　　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
　　高岗处心积虑，一次一次欺骗管教干部，一次一次瞒过管教人员，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储足了安眠药片的分量。
　　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深夜（距离他第一次自杀正好半年），高岗怀着对党和中央的仇恨，吃下了隐藏好的全部安眠药片，结束了他的生命。
　　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死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通知说：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
　　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逐步暴露以至最后被彻底粉碎，同中国共产党内消极因素的减少、积极因素的增多、歪风邪气的天天削弱、党风正气的日日加强，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着。
　　当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时候，党内屡屡出现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怪事，不少好同志受到的待遇，应该说是并不公正的。
　　陈毅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饶漱石用了明的和暗的各种手段，长期排斥和打击陈毅，以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饶漱石的影响。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6)
那是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其时，正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的毛泽东，约陈毅去谈话。
　　毛泽东没有开门见山，只是询问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谈谈国家领导体制方面的情况。
　　忽然，毛泽东话头一转，问起饶漱石来了：
　　“你和饶漱石共事的时间很长，应该说，你对他是了解的。此人究竟如何？”
　　一贯坦率直爽的陈毅，听到这个问题简直有如芒刺在背，直发毛。饶漱石，他当然了解，因为他多次身受其害。搞阴谋诡计，耍弄权术，陈毅不是饶漱石的对手。陈毅早就想躲开饶漱石，但是怎么也躲不开，逃不脱。后来，陈毅下定决心不谈饶漱石，敬而远之。更何况，饶漱石新近调来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究竟现在关系如何，陈毅也全然不知。而且，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直接处理过陈毅同饶漱石的关系问题，那时，陈毅要谈饶漱石，毛泽东制止了他。由于这种种原因，陈毅不敢把自己对饶漱石的看法直捅出来，只是说：
　　“漱石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水平、有能力。至于缺点嘛，谁没有？我也有我的缺点嘛。”
　　毛泽东表情淡漠。
　　坐了一会儿，陈毅便告辞出来。但心中很是疑惑，今天是怎么回事？
　　可巧，陈毅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碰见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向他谈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心中的疑惑。
　　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时的陈毅，又是那个本来面貌的陈毅，那个真诚、坦率的陈毅了。
　　陈毅立即回到毛泽东的房里，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同时，根据自己的接触，把自己所了解和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论与行动，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陈毅倾吐真情，毛泽东频频颔首：“你说完了真话，就该我说真话了。”毛泽东便把当时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在财经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高岗企图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等等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陈毅。最后谈到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说：
　　“不要伤风，要嗅觉灵敏，要警惕非法活动。主席职务那件事，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在1954年2月份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毅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陈毅就高、饶事件坦诚地谈了对党内斗争的认识，也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陈毅还提出，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不是仅仅处分几个人。
　　听了陈毅的发言，刘少奇深受触动。当初，中央调刘少奇去延安，正是刘少奇要饶漱石代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不久，就发生了黄花塘事件。饶漱石正是在有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职务之后，才掌握了华东大权的。如今，饶漱石不仅屡次整陈毅，还否认刘少奇培养过他，还同高岗串联在一起，散布种种攻击刘少奇的言论，把矛头对准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又听了陈毅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发言，实在感慨万千。
　　当天晚上，刘少奇驱车来到陈毅的住处。
　　“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很对不起。”刘少奇诚恳、动情地对陈毅说。
　　“可别这么说，少奇同志，我这个人毛病也不少。我们总算互相了解了。来日方长啊！少奇同志！”陈毅抑制不住兴奋和感动。
　　不投机的话，半句都嫌多；投机的话，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毛泽东1953年岁末来到杭州。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杭州开始南巡，1954年3月14日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闻讯后立即赴无锡迎候，将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
　　次日，毛泽东约陈毅谈话，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谈阶级斗争，谈假像与本质。海阔天空，其乐融融。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这句话使陈毅深受触动。
　　随后，陈毅回到了南京。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毛泽东的谈话，时时萦回于心。“感触纷来，慨然命笔”，写下了《感事书怀》诗四首。第一首《五古》的结尾是“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第二首《满庭芳》的结尾是“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第三首《水调歌头·自叙》的结尾是“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第四首是《七古·手莫伸》，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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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7)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拥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怍。
　　吁嗟乎，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这几首诗，实质上是以诗论史，是对高、饶事件的诗化的总结。诗中贯穿着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跳动着一个共产党员赤诚、火热的心。
　　这些，都将作为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人民，传之后代。
　　1954年6月22日夜，毛泽东又邀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毛泽东依然海阔天空地谈山东，谈福建，谈高、饶反党阴谋事件；还谈诗，谈词，谈文学，谈《聊斋志异》。
　　陈毅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把陈毅送到门口。毛泽东握着陈毅的手，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陈毅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的这句话同刘少奇那天的话，说法不同，表达不同，但意思几乎完全一样。陈毅深为感动，他正要开口，毛泽东已转身进屋了。
　　毛泽东这句话的余音，却久久在陈毅心中回荡。
　　高岗自杀身亡后不到一个月，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
　　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
　　9月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会上决定，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饶漱石的结果如何呢？
　　1955年4月，因包庇“反革命”等问题被逮捕审查。
　　1965年8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4年；同年9月，被假释。
　　1967年重新收监。
　　1975年3月，因患中毒性肺炎死亡，尸体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