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腐败“辛苦”在哪里？

贪官“名言”：“你们反腐败辛苦，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这是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县委书记时，卖官受贿被“双规”向专案组交代问题时的有感而发。

点评：陈兆丰说自己受贿辛苦是有根据的。首先，研究行贿的“辛苦”。譬如他经过长期研究，琢磨出受贿“三不收”的原则：请托人素质太差、事难办成的不收；嘴巴不紧、人不可靠的不收；陌生人、不知底细的人不收。这“三不收”的原则，使他在１３年的漫长受贿生涯中平安无事。其次，是演戏的“辛苦”。演员下台卸妆以后，终究还能回归本来面目。但是，搞腐败的贪官却不能，他们一天２４小时都处在“演戏”之中。再次，一旦露出马脚，将被“双规”，他们立即惶惶不可终日，转移赃款，反侦查……这一切，不“辛苦”吗？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和监督机制的完善，搞腐败会越来越“辛苦”。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解贪官“名言”：“我受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因犯受贿罪被逮捕后，发明的“受贿扶贫”论中的一句“经典名句”。

点评：据报道，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２２．５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１１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１５．４７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余斌

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但余斌则认为自己“不构成受贿罪”，受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在《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中，并未涉及受贿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受贿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伯乐”相出的贪官贪官“名言”：“我贪污，全怪上级让我当领导！”——这是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原副主任王毛弟，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非常气愤的话。

点评：身为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副主任的王毛弟，在单位修大楼时，利用职务便利索取７７万元回扣用于投资网吧、赌博和个人挥霍。王毛弟将自己的犯罪原因归咎于上级领导，责骂其“让我当领导本身就是个错误”。

据报道，３年前该局投票公选培训中心主任，参加投票的有９３人，王毛弟只得了７票，根本没有资格提拔。但领导“强行”指定王毛弟担任副主任一职，使他由一般工作人员一下子升为处级干部，并掌握了不少实权。按照王毛弟的说法，这给他后来走上犯罪道路提供了条件。违规提拔贪官的至少是庸官昏官，他们中有的甚至是更狡猾的贪官。这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究竟榨干了谁的血？

贪官“名言”：“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这是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原科长卞忠，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在法庭上受审，因受贿罪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时，痛哭流涕地讲出的话。

点评：一个直辖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的证照科长并不是多大的官，但他手中有车辆证照发放权，他的情妇看中的就是这个权字。卞忠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情妇开起了“驾照代审公司”。５年时间不到，两人共捞钱３１４万元。卞忠称，他不想犯罪，但其情妇常以需要生活费等为由对他进行威胁。由于怕她到单位去闹，他被迫一次次在她拿来审验的驾照报表上签字。

如果卞忠所说的是实话，那其情妇要榨的就不是他卞忠的“血”，而是卞忠手中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其情妇周长惠在庭审时丝毫也不讳言，她和卞忠在一起，完全就是看中了卞忠手中的权力。

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 贪官“名言”：“小乖乖，你年轻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任。”这是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向一位２０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赵增军说到做到，该女子很快便当上了某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升任宣城市副市长后，该女子又被调到市人大当官。

点评：贪官好色已经成了普遍规律，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像赵增军那样用官帽作筹码来换美色的，堪称贪官队伍中的一绝。

首先，赵增军能够“说到做到”。谁都知道组织上选拔干部是有标准和条件的，是有程序的，按规矩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赵增军他能，可见权力这根“魔杖”在他手中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其次，这位女子的仕途是一路“绿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据说她从普通群众一步登天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直至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其组织程序一个不少：群众推荐，组织考查，集体讨论，县委常委研究拍板定案，完全“合理合法”。由此可见，在贪官控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干部选择任用机制已经被糟蹋到何种程度？

书记嫁“二奶”，局长作“嫁妆”

贪官“名言”：“县里哪个人如愿意做她（即杨国瞿的‘二奶’许春梅）的丈夫，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这是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在杀“二奶”被逮捕前的无耻扬言。

点评：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杀“二奶”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国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属２６万元。

杨国瞿被“二奶”许春梅纠缠得无奈，竟想到把许春梅转嫁他人。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居然用局长这个官位作为嫁“二奶”的嫁妆，实在是荒唐之极。在杨国瞿的心目中，官位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愿意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人们毫不怀疑杨国瞿有这个能力兑现他的许诺。如果有那么个不怕戴“绿帽子”的官迷真的娶了这位书记的“二奶”为妻，这个“局长”肯定是当定了。

贪官也讲“运气”

贪官“名言”：“我犯这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我了，算我运气不好。”——这是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中的‘男一号’”李国蔚，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时的感叹语。

点评：乍一听这样的“混账话”，确实会让人愤怒。明明是自身搞腐败，却怪罪“社会风气不好”、“运气差”。然而，辩证地看，这倒是一个还算“直率”的贪官的真情流露，话说得不中听，但比起那些专说“假话”和“套话”的人来，他的“混”话对我们发现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实际意义。

为保“乌纱帽”而受贿

贪官“名言”：“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这是去年１１月５日，四川省双流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贿案，杨国友说出的惊人之语。

点评：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受贿，这话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杨国友也有自己的“苦衷”。当行贿者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给他送去１０万元现金后，杨国友向县委书记田玉飞汇报了王德军送钱的事，田玉飞对他说，“这笔钱你收下就是了。”

受贿还要汇报，收多收少怎么收，县长要请示书记，而且居然得到允许。杨国友的弦外之音至少有三点：一是表白自己本来是个清官，是被田玉飞逼着受贿的，是受害者；二是表明自己是个“下级服从上级”的典范，你是书记，我是县长，我能不服从你的“领导”吗？受贿的责任不在我，而在县委书记；三是认为不收钱就是同收了钱的过不去，言外之意就是他的“亲和力”好，是个注重“团结”的人。

贪官的诘问贪官“名言”：“行贿人哪去了？”——这是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犯受贿罪，承认受贿３５万元，庭审时他没有见到一个行贿人出庭，而发出的大声诘问。

点评：这仅仅６个字的诘问中包含着“委屈”和“不平”。然而，冷静思考一下，张玉舜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张玉舜是因为受贿被审，行贿人自然应该出庭作证。不出庭的原因，是不是出于“保护证人”的目的？

有受贿的必然有行贿的，一个受贿的贪官，不可能只有一个行贿者，行贿者的队伍应该远比受贿者的队伍庞大才对，怎么就没有一个行贿的企业老板被判刑呢？难道他们一个个都因为揭发贪官有功，而被一律“宽大”，这确实值得深思。【摘自《法制与社会·锐视》２００６年第３期颜玉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