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之门（九十）
　　 下文为“股神”巴菲特（包发达）于05年2月28日发表，给巴郡股份公司股东的公开信的第三部分。文中括弧内为小生添加的注解和一些读后感。
　　　　（接上期） 日用品类买卖兴旺发达的另一法门就是廉价的员工。在汽车保险业界，GEICO一直稳占头筹。与“国立保险”一样，我们看到GEICO紧握低成本的法宝，脚踏实地地前进，不管经济景气与否，他从不曾懈怠。
　　　　在一个世纪前，当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财产意外险行业如同一个企业联盟。位于东北的几家主要公司建立了“公署”，负责评估和操作，没有人会为了取悦顾客而降价，相反地，保险公司为了增加竞争力，会善待代理人，主要表现在给代理人高昂的佣金和高售价方面。
　　　　1922年，George Mecherle组建了“国营农场”，这个来自伊利诺州Merna镇的农场主想打破被高费用工业集团控制着的订价保护体系。“国营农场”雇用了一个“顺从的中介”代为处理此事，这个系统的购置成本要低于“保险公署”，而独立的代理公司则成功地挑起了“保险公署”与“国营农场”互斗，从中渔利。藉由“国营农场”的廉价结构，他最终取得了大约25%的个体险（由驾驶员和物业主投保）份额，远远高于“公署派”。1931年，“全州保险公司”成立，他把一个相似的分销体系投入到地方保险市场，很快就成为仅次于“国营农场”的个体险亚军。资本已经展现它的魔力，看来行业内降价行为是无法制止了。
　　　　但有个叫Leo Goodwin的人为汽车保险公司出了个旨在增强效率的主意，这改变了一切。1936年GEICO公司以不足20万美金步入保险业，Goodwin的计划是完全剔除代理中介，改为与驾驶员直接沟通。他扪心自问：为什么保险分销体系里有这些不必要而且昂贵的附加成本，使汽车保险变的既霸道又昂贵？保险的买方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专业的指导，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只知道他们在汽车政策中有需求，而那须一定的洞见。
　　　　最初，GEICO 只邮寄一些廉价广告给政府职员等有限的顾客（他的企业名称就叫“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简称GEICO，源于创始人Leo统计投保人理赔情况之后发现：有稳定收入和良好驾驶习惯的人伤亡率明显低于平均值，这个人群集中在政府雇员与军队里，因而他一开始就锁定了自己的主攻目标）。稍后，公司拓展了销售群，转而利用电话销售，经营调查则来自电台和印刷广告。而今互联网提供了更强势的平台。
　　　　在1936～1975之间，GEICO 从零开始到4%市场占有率，变成全美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候，公司管理可圈可点，积累了巨额的储备金和利润，这些增长看起来不可能停顿。但是我的挚友和企业灵魂人物——Lorimer Davidson于1970隐退后，他的继任者很快就闯了大祸——在“保留追偿权”上亏了一大把，报表数据的失误，据此制订的价格就出了偏差，至1976年GEICO已濒于解体（其实包爷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写《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人》的那位——在1948年就购买了GEICO保险75%的股份，并一直看好他，还将他作为礼物分售给自己的股东。1951年包爷亦初尝此物，投了10282美元，第二年抛出时收回了15259美元。请注意这些套利交易全披着价值投资的外皮，他们用从GEICO里赚来的差价买入其他一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包括没落的纺织业、三流的百货公司、当时红火的钢铁厂等，当1995年包爷再次重兵购入GEICO保险49%股分时，他付出了23亿，而格翁当年购入相同份额只化了70万！70万到23亿，年均复合增长近19%，且持续了47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期里那些当年的“低估”资产大都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热衷赚取差价的结果是付出了惨重的价差。若一早就把投资人不断加入巴郡的新进资金往复买入GEICO，包爷的身价何止如今的400多亿，若真如此操作GEICO亦能受益而可能免去“76危机”的困扰。包爷全面收购GEICO的开端是1976年该公司面临业务崩溃和被敌意收购的时候——格翁糟糕的“烟屁股情结”对包爷毒害之深已入骨入髓，好公司不弄残、不弄成奄奄一息似乎引不起他的注意，可惜奄奄一息的通常再也好不起来，所幸包爷的运气、卓越的评估能力与及时反省终将投资导入正途，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巴郡二爷芒格的潜移默化，可惜在包爷春风得意时，芒格的老生常谈未必有效。
　　　　直到Jack Byrne当上GEICO的经理人，他提高了主要项目的价格，以无比勇力独挑大梁。尽管有了Byrne，GEICO冰冻三尺的经营困境实非一日可转变，保险公司的生存亟需投保人，但投保人却在不断减少，至1980年GEICO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回落到1.8%。公司从事多元化经营是不智的，搞这些生意反让核心竞争力下降，直接影响到GEICO的生存，到1993年GEICO的市场占有率只可怜地增长至1.9%，然后Tony Nicely横空出世。
　　　　如今差异日显：2005年GEICO大概占有6%的市场份额。更可喜的是，Tony已经使成长性与收益性同步增加。的确，GEICO交出的所有业务的主营利益：2004年GEICO为投保人省下10亿美元的保费，公司同仁分到了一亿九千一百万元的红利，占他们底薪的24.3%，而身为股东们的我们亦得到了优厚现金回报。
　　　　还有其他好消息。正当Jack Byrne于1976年挽救公司的时候，新泽西州拒绝同意公司以固有利润率去操作，他只好迅速从该州全身而退。GEICO避开了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屈从于那些保险业者必心存异议的当地法律（GEICO是直接面对最终客户，低成本是他铸造的行业壁垒，毛利率6%大约就是GEICO的盈亏平衡点，而一般保险公司则高达15%。新泽西州应该是对GEICO远低于同行的成本提出了质疑，迫使他退出了该地区的保险市场。中国现在以低价取胜的贸易战略，也在不少国家遇到了以“反倾销”为由的非市场化手段的制约）。
　　　　2003年，新泽西州取消了“延长汽车险”的法规，新法规制定了反欺诈的条款，许诺给保险公司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即便如此，我们仍可预期该州的官僚习气正在缓慢而困难地转变。
　　　　与贸易保护主义意愿相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Holly Bakke，新泽西州保险委员，她对协调工作颇有心得，决心将法律的意图变成现实。藉由她的团队的撮合，GEICO为杀回该州消除了障碍并且于去年八月拿到了许可。此后，我们已得到的新泽西州驾驶员们的反馈，甚至比我们的期望还要好。
　　　　我们现有14万投保人，约占新泽西州市场的4%，为他们节省投保的真金白银，就像我们自己是各地的驾驶员一样。州内口头推荐即导致询价者如洪水般涌来。但一旦接到新泽西州政府不同意GEICO在该州销售保险的公函，我们会立马停止为客户鉴定级别的事宜，州政府颁布的比率是定价的标准，这与GEICO全国统一值相比高出不少。
　　　　客户虽然没作要求，但我们依然会为每位消费者的钱包着想。一些公司使用不同于我们的等级系统，有时会拿出比我们提供给驾驶员的特定级别更低的等级。但是我们确信GEICO给出最低价应比其他公司更司空见惯。除此之外，在大部分州，包括新泽西，巴郡股东享有8%的折扣。建议你冒十五分钟的险去GEICO网站一逛或致电他们，看看能否省下一大笔。
　　　　（面对惨烈的价格竞争，上期谈到的“国立保险”的商业特色是拒绝降价，而GEICO保险更是制造出了商业壁垒——低成本。有人把苏宁、国美的低价策略同沃尔玛的模式相提并论，其实大谬。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自身成本的控制上。苏宁、国美旗下的连锁业则主要依靠压榨上游生产商，其自身竞争力实在有限，将苏宁电器狂炒至中华第一股，根本不是价值型投资人所为，只能令人联想起当年的亿安科技。）
　　
　　四大要素推升中国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有三大实体要素：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马氏概括富原创性，但名词望文生义多出歧义。劳动力即事生产的人，称其为生产力亦无不可，惟生产力已被特指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劳动资料是人类进行生产时所需的资源或工具；而劳动对象是指禀赋于自然之物。比如：农民耕地，农民是劳动力，锄头是劳动资料，土地是劳动对象。为通俗起见，下文以“农民”、“锄头”、“土地”代指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农民”、“锄头”、“土地”的增加。“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16～19世纪，西方突飞猛进是依赖“土地”两次大扩容。其一是新大陆地理大发现，另一是西方列强对亚、非、美的殖民化。美国后来居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肆囤积廉价“土地”；而英国、日本的衰落则是源于“土地”有限，资源无法支持经济长期扩张。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一个小国可以长久领导全球乃至某一地区的经济，亚洲区经济领袖非中国、印度莫属。在这一点上，全球优势集中在俄、加、中、美、澳、印、巴西等少数大国身上。但如今“土地”扩容已无太大可能，美国在伊拉克劳民伤财为石油，俄罗斯在车臣血流成河为运输管线，取得“土地”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航天技术未到向太空要“土地”的阶段，因此中国搞西部大开发颇具战略眼光，是大智慧。
　　
　　在“土地”不可增长时，“农民”增长亦可起到“先天不足，后天补”之效。马尔萨斯当年写人口论时已创造性的将经济发展与“农民”数量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每次大型战乱都是因为“农民”数达到“土地”可承受的极限。马寅初力陈计划生育在当年是大智大勇，但当社会渐渐老龄化时则需另作别论。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拥有广大人口，即拥有广大市场，在生产过剩时乃一笔无价财富。日本经济盛极而衰，另一大原因是老龄化，战后婴儿潮退，经济便搁浅滩；相反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受教育程度与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近十几年发展同样飞速，“农民”因素举足轻重。出生率在欧洲、澳洲、加拿大等地区似有若无，有的甚至负增长，且多数发达国家移民条件苛刻；美国出生率也不高，但移民可补其不足。中印两国拥有全球四成以上人数，同时崛起在历史上仅此一次，未来对中国经济最大挑战可能来自印度。
　　
　　“锄头”问题是第三个不能忽视的问题。邓公甚至认为“锄头”的技术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排在“土地”和“农民”前面。技术创新历来被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但高端技术有三大特性：①无法隐瞒；②无法超越；③容易复制。在分工越来越单一化、尖端化的今天，研究与开发只有依赖全球化多企业、多产业的链式协作才能出绝对领先的成果，参与者越多，越不能保密。有趣的是，保密性好的技术，往往被公开的、较落后的技术打败，苹果在硬件上输给IBM，在软件上输给微软，都是技术上“劣币逐良币”的典型案例，败在不开放。标准化是全球一体化的弊端，有时会阻碍技术进步。
　　
　　高端技术无法超越源于资金投入甚多，一般企业根本无法承受，且始作俑者必然依据法律在专利权上设置保护。惟专利保护有利有弊，美国著名的创新类药厂——先灵葆雅Shering-Plough一直来以大比例分红闻名投资界，但当数个强势药品专利权2001年到期后，即刻一蹶不振，公司竟然搞到可能破产的境地。而禽流感特效药Tamiflu风波，让罗氏在金钱上获利，在道德上失势，对品牌产生负面影响。设立专利权是为保护发明人利益和合理推广科技，但专利权过分受限似乎有违初衷。自创无门，创亦无用，使后发者多喜欢选择非法盗版或合法购买技术来改善“锄头”。比如，战后日本大量购买欧美技术，促使经济增长持续四十年；50年代东南亚亦大量购买日本技术，促使经济增长持续四十年；现在中国正大量购买全球各国的技术，若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与前两案例相同，则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仍为举世焦点。
　　
　　经济增长除三大要素外，资本的增加亦起关键性作用，资本可谓第四生产力。《The World Economy：Development is Back》公布的测算数据，世界经济在新千年开始时（2001年）GDP总值为37万亿国际元，其中美国近8万亿，中国4.5万亿（占12%）；到2015年，全球为近58万亿，美国11.426万亿，中国11.463万亿（占20%）。按照OECD的数据：1700年（清·康熙）时，中国为世界第一强国，GDP占全球22%，而1820年（清·道光）时见对数峰值，为33%。在阔别二百年后（2015年）中国可能重新成为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分析结果虽未必成现实，但正如大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言：爬山身临浓雾弥漫处，即便有地图，深晓目的地，但堕入雾中不知方向，忽然山风吹来，模模糊糊只数秒间自雾中窥见一些影像，哦，那不是我要找的岩石吗！整个情形从此发生突变，虽然仍不知是否可抵达那块岩石，但在那一瞬间，已知自己身处何地，爬近那块岩石，然后就可能知道如何再前进。我们正处于一个盛产神话的时代，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中国上市公司同样正经历一次洗髓易经般的变革，熊市是一场灾难，但对于熬过冬天的人，分析若自浓雾中窥见岩石，投资是个过程，赚到钞票只是一种衍生品，收获对于努力前行者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储蓄水平仍然偏低
　　
　　索洛（Solow，中译名可能会与瓦尔登湖畔冥想者Thoreau混淆，后者有名篇《湖滨散记》）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这个学派糅合凯恩斯与亚当·斯密两派所长，派内长老——莫迪里亚尼的“影响股价的是公司盈利前景，其他一切均属次要”已成投资名训。该派既支持政府政策有形干预，又赞成市场先生无形之手，可谓两边讨好，毫无特色。所谓毫无特色，其实属于无奈，因亚当·斯密《国富论》一统江湖一个半世纪，在20世纪30年代被事实推翻；凯恩斯《通论》180度扭转大众思维，四十年后亦告崩溃。如斯密、凯恩斯般“九天揽月”的大经济学人百年难遇，后辈茫茫无措下只好明知有瑕疵，亦只能改善而用。比较倾向凯恩斯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比较倾向亚当·斯密的新古典宏观学派，是流派改良的表表者。
　　
　　索洛以三篇文章平天下，1987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篇叫《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Growth（对成长理论的贡献）》，文中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是可以相互取代的，两者的不断交替推升可使资本长期成长与就业逐渐充分，最终导致人口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上期我们曾谈到推升经济有四大要素：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资本，索洛说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长，资本存量会出现稳态，在稳态时，只要储蓄率不变，人均产出会趋于不再变化，即生产函数呈现固定回报，此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因这种趋势是必然结果（索洛有大量数据作理论支持），所以人口增减与经济之间并无交互作用，投资最终将等于储蓄。长期而言，经济处于稳态，人均收入的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当资本的边际产量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说明储蓄小于黄金水平（Golden Rule Capital Stock），应增加储蓄，否则，应减少储蓄。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一方面源于传统美德、小农经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的欠缺，生老病死的费用需公民自主承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日本是高储蓄率国家，亦是因为福利制度的崩溃和缺失。带点讽刺的是，大陆不管以社会主义或是商品经济，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反值得庆幸。高储蓄可转化为高投资，经济越初级，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越低，相对而言，推升空间就越大。日本为中级，甚至是高级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边际收益收窄，高投资无法诱发经济高增长，储蓄率高对他们是纯粹负担。大陆情况按照西安财经学院夏骋翔教授的观点：中国平均资产折旧占GDP的13.9%，占总资产5.2%。去除折旧的净资本边际产量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相对于稳态黄金储蓄率，我国的储蓄仍然偏低！这与表面数据与平时观感完全相左，夏先生说法让人有柳暗花明之感。惟大陆产业结构中，用于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偏大，用于生产投资品的产业结构偏低，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提高，亦抑制了经济的最优增长。制造业供大于求，有“泡沫”，应降温；投资领域冰冻三尺，当发动行情，以赚钱效应吸引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调配，达到产业结构的重组，可能是解决之道。
　　
　　一国一地区的金融状况取决于三大变量：利率、汇率和货币增长率，三者是协调互动的关系，实际生活中还需加入更多变量，在各类因素影响下经济变动越发扑朔迷离。就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而言，利率最紧密，货币增长率次之，汇率再次之。中国进入加息周期，但不可能如美国般明快，原因有三：①高储蓄率，银行不必屈尊降贵，亦不担心无钱来存；②汇率蠕动期，每年有至少2%的预期提升，外围资金源源而入，利率低于周边国家，制造落差，可起“水来土挡”之效；③消费偏低，投资拉动事倍功半，提升消费需制造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下降时，钱越放越值钱，消费呈现惰性，人民生活轻松惬意，经济却一塌糊涂，比如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只有通胀来临，消费才会畅旺，而依照凯恩斯派或芝加哥派的理论：适当通胀（4%以下）对经济有利。现在国内通胀率大约在3%，一年期存款利率扣除利息税后却不足2%，资金追逐利润的原始动力最终将促使钱流向消费或投资领域。但若提升利率过快，其他因素制肘抵消，经济未活跃，通胀却突破4%界限，进入恶性通胀将适得其反。如今货币增长率大约为17%，这是不断宏观微调摸索出来的，98～02年为15%，结果引发些微通货紧缩。政府换届后03年调整到20%，增加5%不得了，本就热络的原材料更是牛气冲天。04年至今改为17%，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大宗商品涨势可能会受到一定制约，惟股市依然故我。管理层面对经济，就如我们面对股市——绝对不好伺候。
　　
　　投资与否看领导
　　
　　价值派常奚落技术派如盲人摸象般依据小概率历史事件瞎推测未来走势，但价值型估值何尝不是充满主观色彩？巴郡第二大股东，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就明言，所谓价值投资只是把宝全押在了管理层上的赌博。管理层内精神领袖商业感觉的好坏往往决定一家企业是否具有美妙前途。管理与投资一样，艺术性大于科学性，日本企业如日中天时崇光、八佰伴的领导都出过百货业经营的教科书，后来企业倒闭了，学究们转而研究家乐福、沃尔玛，当年伟大至极的日本式管理即刻变成敝帚，丢到墙角。一个企业值不值得投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领袖，而经营者本身不确定因素甚多，这可能对深信用科学分析可得出价值区间的投资人产生打击。可惜事实如此，且看以下案例。
　　
　　05年亚洲股王是韩国KOSPI指数（这几天受日本网络公司Livedoor作假帐，简称活力门事件影响，大幅回落），锦上添花的书匠们马上对韩国企业另眼相看，三星、现代、LG的经营模式被推崇。三星李健熙“模仿+后期研发+产业整合”、现代郑梦九“设计+品质+扩大产能”、LG金双秀“购买技术+外观设计”是当红辣子鸡。所谓“后期研发”其实主要也是搞设计，他们三位有个共同点就是轻自主研发、重工业设计（流程、外观等），韩国企业近几年高速发展超日赶美已证明这类企业精神领袖的确有英明神武之处。于是没落的日本人来学习了，第一个来的是SONY的CEO出井伸之。SONY是日本企业的王冠，由井深大和盛田昭夫联合创建。两人乾纲独断是出了名的，井深大借款300万美金搞高清晰显像管，当时反对者众，老井一瞪眼，把反对者统统开除，一意孤行，结果1968年造出了特丽珑显像管，SONY电视机成为王牌产品；盛田昭夫有样学样，投大资做便携式音响，公司上下敢怒不敢言，结果造出了随身听，使SONY一举成为世界级企业。到出井伸之时，他照样独裁领导，但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江河日下，看着韩国同行风光无限，有些心急，终于放弃SONY最核心竞争力——研发，转而学人家的后期设计。但邯郸学步没学到位，03年4月24日爆出亏损10亿美金的猛料，股价一周内下跌40%，震撼全球。出井伸之黯然下野，让位给英裔美国人斯特林格。SONY成在个人，败亦在个人。
　　
　　其实SONY涉足的细分行业是近年最具爆发力度的产业——消费电子和娱乐业。随身听产品亦具强大的延伸特性，且当时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出井伸之可谓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受让者就是Apple苹果电脑的创始人及现任CEO——乔布斯。老乔业界地位崇高，被视为IT之神。幼年被加里福尼亚一中产家庭领养，全球IT中心硅谷就在加州，当地汇聚电子人才，乔布斯邻居多为该行业服务，他自小学得不少电子知识。一次欠缺零件，翻电话簿致电HP惠普创办人Bill Hewlett，不仅得到零件，Bill还雇佣他暑期打临工。后来其与伙伴在车库里捣腾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1976年造出AppleⅡ型，好评如潮，但乔布斯不满足，因AppleⅡ并非他主导创造，遂挪用公司大笔资金搞Lisa项目，可惜未果。1979年公司上市，乔布斯为吸收灵感，竟同意向施乐复印机公司以低价转让100万美金的股份，条件是参观施乐研究所。施乐自然乐不可支，乔布斯浩浩荡荡率军进驻。1984年他推出划时代的Mac系列，据说有不少核心研发源于施乐。Mac的图形界面和鼠标让电脑业进入崭新的一页，但乔布斯拒绝向IBM开放自己的标准，结果IBM的PC机击溃苹果成为个人电脑的主导，而微软亦以粗糟的Basic成为软件霸主，苹果市场占有率降至5%以下，乔布斯被迫退位。下岗后向《星球大战》名导卢卡斯手中买下动画公司Pixar，拍了《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居然得了奥斯卡大奖，但经营的另一家电脑公司Next却未见红火。1997年苹果连换数届CEO后业绩依然无起色，终思念老领导，乔布斯乘机唆使苹果收购不赢利的Next，同年他回到久别的宝座。老将出马一个顶仨，乔布斯推出设计新颖的iMac，一炮打响，苹果扭亏。随后乘出井伸之犯浑之际，出炉MP3产品ipod，大红大紫，独占MP3份额75%。ipod mini以微硬盘为存储媒介，带热整个微硬盘行业。谁知乔布斯怪招迭出，05年放弃微硬盘，改为以闪存为存储体的ipod nano。mini确实不如nano，很易死机，而且第一代mini电池只够用一小时，大价钱买来颇不划算。结果微硬盘行业山崩地裂，闪存行业风起云涌。乔布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样的业界神话亦发生在摩托罗拉身上，04年2月Ed Zander出任CEO，8月推出超薄手机Razr，国内称为V3，小生刚好买了一个，反映灵敏，但一个姓名下只能存一个电话号码，翻查不怎么便捷。06年1月19日摩托罗拉公布2005年第4季财报，由于手机销售畅旺，净利较上年同期大幅成长86%， Razr继续热卖，公司05年第四财政季度手机出货达447万只，年增40%。
　　
　　企业家对企业影响十分重要，投资时好好研究企业家的思维模式，许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商品的外观，不知是理性提升，还是物欲堕落。去年乔布斯的忠实Fans杰弗里·扬和威廉·西蒙写了本老乔的传记，题目：《商业史上最伟大的第二幕（iCon Steve Jobs：The Greatest Second Act I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乔布斯特立独行，扬和西蒙虽满纸吹捧，乔布斯仍不买帐，宣布苹果专卖店禁止出售该书，扬和西蒙被自己偶像冷落，遑遑然。联想起有个美国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也曾捉刀代人写传记，所遭所遇大相径庭，甚觉有趣。
　　
　　从牛顿到巴菲特
　　
　　《投资的格栅理论(Latticework：The New Investing)》是Robert G.Hagstrom在2000年写的畅销书，Hagstrom是巴郡公司万年老二查理·芒格的忠实粉丝。Hagstrom用了不足两百页文字就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和投资扯上了关系，叫人侧目。李准先生的翻译令作品增色不少，只是瑜中有瑕，不少约定俗成的专有称呼李先生多有独创，比如将“亚当·斯密”译为“史密斯”，将“萨缪尔森”译为“塞缪逊”，一律向港台看齐，将“高盛证券”译为“金人塞何”更是前无古人。
　　
　　所谓格栅理论(Latticework)，其实是芒格的形象化比喻。芒格认为投资有大成的人往往待人接物圆润通达左右逢源，因为挑选股票就是出世艺术之一分支。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有“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的言论，了解经书的内容要去经书以外寻求，学诗的功夫在诗之外，炒股的功夫也在股市外。五花八门的学科就像一个个格栅，当跨越一门学科进入另一门学科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些地方相互交叉，并在其中各自得到加强，如果能感觉到不同知识体系的共通点，就能分辨出不同的思考方式，然后甲学科的概念被乙学科的知识巩固，而乙学科的知识又可能被丙学科的定律巩固，如此循环不息，不断强化巩固，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路走对了。这种相互印证的思想正是物理学的精华，而层层递推则是数学的精华。查尔斯·道将之运用到投资上：当工业指数与铁路指数互证时，则大势可定。好的投资通常是非常简单的，只需不多几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加上真正伟大的思想来支持即可。首先我们要从许多不同的知识领域吸收有意思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思维模式；然后学会辨认相似的模式。第一点是使我们受教育；第二点是学会思考和辨认不同。第一点是中国人的强项，第二点是西方人的强项。中国人是追求卓越的民族，有很强的求知欲，但我们的教育与西方讲求思辩大相径庭，孔子门生写的《论语》与苏格拉底徒弟柏拉图写的乃师语录风格迥然，很说明问题。正因如此，Hagstrom杂家通论对我们更具深意，一定意义上有启蒙作用。不少投资老手多年浸淫股市，对某门理论可谓精益求精，但是收益增加有限，其实是钻进了死胡同，多看看Hagstrom的文章或可打通淤塞处，收柳暗花明之效。
　　
　　先说物理学。在1665年，当传说中的那只苹果砸中牛顿脑门的时候，科学之光就已照亮了西方黑暗了几个世纪的天空。牛顿第一个惊人发明是流数，现在我们称它为微积分，是高等数学的基石；接着从白光里分离出了七色光谱，这是现代光学的基础；然后上帝失色了，万有引力被提出，力学彻底改变了人类进程。牛顿将宇宙看成一个精确的“时钟”，有序并可拆分，他把拆分出来的“零部件”逐个研究，组合后即成他心目中的宇宙，这是传统物理学的核心思想：将一个物理现象分解成几个基本部分，再定义作用在这些粒子上的力。物理即格物致理，通过了解物体的本质来达至追寻真理的一门学问，这个思想现在看有点幼稚，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它的数学精确性、普遍适用性让人类有了塌实感和掌握确定答案的得意，神不再是人类遇到难题时的唯一求助对象。投资人面对茫茫股海，无助无奈感可能尤胜17世纪之前的西方人，所以当江恩略有小成，就发话道：“我们拥有一切天文学及数学上的证明，以决定市场的几何角度为什么及如何影响市场的走势。如果你学习时有所进步，而又证明你是值得教导的话，我会给你一个主宰的数字及主宰的字句。”这是什么投资水平？这种投资水平就像人类在17世纪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充斥着窥见宇宙一些奥秘后的兴奋，以为得其全豹，一腔自信。在兴奋过后，理智才重又回归，牛顿晚年认识到了自己所创理论的不足，开始极端信仰宗教；江恩晚年同样认识到了自己所创理论的不足，他亦极端信仰宗教。因为他们研究越深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重又认识到人类对未来所知有限，所不知却极多，所谓主宰数字、主宰字句只系自欺欺人。
　　
　　人类认识世界一般经历四个阶段，认识水平的提升是从具象向抽象发展，这也是物理学乃至其他各门学科(当然包括投资学)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是数据的积累和归纳；第二阶段在详实数据基础上建立定律定理，称为“唯象”；第三阶段在各类定律定理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称为“架构”；第四阶段以理论架构为基础，提炼概括出“局部真理”。第谷做了第一步，开普勒完成第二步，牛顿是第三步，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狄拉克分子自旋方程式就是第四步。道氏发明指数、格雷厄姆出版《证券分析》是第一步，从此投资人有了描述升跌、讨论价值中枢的统一语言，道氏和格雷厄姆是开创性的，他们建立了两个平台。道自己与汉密尔顿归纳出了道氏三大定理是第二步；萨缪尔森发明影子价格，尤金·法玛提出有效市场假设，都是建立在格雷厄姆学说上的，也算第二步。雷亚写成道氏理论是第三步，现金流折现法(DCF)是格雷厄姆派的正统传承，其他如曼德波罗的分形理论、托宾的重估价值理论(q理论)、夏普的CAPM都是第三步。但由柏彻特完成的艾略特波浪理论却成为技术发展进程上的逆流，恕小生妄言：那是一种倒退，艾略特以五波三浪解释所有波动，虽不失巧妙，但从抽象回复到具体形态，是认识上的退步，认识水平从第三阶段直接跌回第一阶段。现代金融正进入第四阶段，斯科尔斯和布莱克的期权公式已非常接近数学，高度概括性令人心生对人类文明的神圣感，难怪每次布莱克参观芝加哥交易所，所有在场交易员都会起立鼓掌，那是对人类智慧的由衷礼赞。
　　
　　牛顿一生追求一种可以解释宇宙万物万变的终极知识，虽未成功，但留下许多供我们学习的材料。他相信平衡是自然最终归宿，如果力发生偏移，系统可以凭借自身运行回复平衡。亚当·斯密将这个平衡理论引入经济领域，需求、供应可以凭借自身运行保持平衡，这就是著名的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马歇尔将之理论化，用来解释需求、供应和价格的关系。大至全球经济、中至一个市场(比如股市)、小至一家企业可能不断发展，达至最强实力，随后发展停滞不前或趋于衰落；转折点就是发展活力和衰落相平衡时。但是现实中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却是常态，因而以平衡为中心衍生出来的理论注定修不成正果。人类的认识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不再简单的认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是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推动这一认识的学科叫：生物学。

     从达尔文到巴菲特

　　 数学是浓缩语言，一本《波浪理论》几十万言，用几个符号就可表达，而且内涵不但没减少，反更显丰富。这个数学表达式就是：y=sin(0.01n)+1/2sin(0.04n)，其中n是自然数列。若您还想把图形设计得更精细，可以在这个表达式后面再加一个函数1/4sin(0.17n)，若还想更进一步细化，可以再加一个1/8sin(0.72n)，再继续1/16sin(3.05n)……图(一)里就是用此方程式画的图。我想任何一个在未知情前提下，通过数学计算出这个图形的投资人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啊，太美妙了。当我们在某个格栅里向一个方向迈出哪怕是一小步，我们所看到的空间将被拓展出数倍，甚至数百倍，这就是格栅理论对投资的改良，是知识的力量！
　　
　　　　这个方程式可以解释五三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振幅的公度数是0.5，用在投资上即为：当我们得到1、2、3、4浪的平均长度时，可以理论上推测出5浪终点的点位。我们还可以发现频率的公度数约为0.236，用在投资上即为：当我们得到1、2、3、4浪的平均时间跨度时，可以理论上推测出5浪终点的出现时间。请注意我的用词：“理论上推测出”，现实要复杂的多。虽然一个自然结构越准确越妙，就越不偶然，但指数波动却不遵循必然波动，它经常发生一些特殊的个案变化，使得我们测算结果十有九不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波浪理论只达到“唯象”的阶段，是比较初级的模型，用它去求解投资这道难题，将事倍功半。事实上聪明的投资人早发现这个方程式的弊端：特定数字太多了！自然的发展有一定约束，但不会太集中，一个短短的方程式里就集中了几个特定数字，人为因素太多，这可肯定不是我们要寻求的。波浪理论就如所示：美则美矣，先天不足。套用福尔摩斯的话：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事都应实事求是。贬抑某理论与夸大某理论，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
　　
　　　　进化的过程实际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也是Hagstrom《投资格栅理论》第三章的内容。达尔文认为人是经过漫长的演化，从古猿渐变而成，他彻底推翻了神创造人的观点，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变革。布莱恩·亚瑟将之运用到经济学上，“物理式经济学”认为投资人是理智的、能力相当的，系统中没有动因，处于平衡状态；而“生物式经济学”认为投资人能力有大有小，有时理性有时却异常冲动，系统非线形，不可预测，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可见投资更类似生物学，而非物理学。
　　
　　　　20世纪30～40年代华尔街重伤初愈，股市上廉价股票大把，有个小子向家里人借了一万美金逢股就买，市场上一共140只股票，他每只买100股，一口气买了120只，四年后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三万净利，他就是格雷厄姆的高徒约翰·邓普顿，一战成名，造就一代股王，如今身价应在180亿美金以上，同名基金光芒万丈，更令格雷厄姆式低于净资产套利模型风行一时，格老爷子代表著作《证券分析》洛阳纸贵。好日子总是太短，50年代投资人再难找见低于净资产的品种，投资人退而求其次，股利模型开始流行。60年代流行费雪式成长模型，成长理论越发弱化当前收益率，代表著作《普通股不普通的利润(如何寻找成长股)》。上述两部名著是巴菲特经常挂在嘴边的必读教材，不管您信不信仰巴式投资法，拿来读读似无坏处。80年代流行现金流模型，如果⑴每年收益15%，⑵第一年收益40%，第二年收益-5%，CEO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⑴，因为现金流稳定，长久而言必然胜出。90年代流行萨伊“供应创造需求”模型，股市变成高科技疯人院。进入新千年，流行模型似倾向于现金折现。20世纪30～80年代投资模型的变化，正是投资上的达尔文演进。当一模型可以解决眼前投资问题时，必从众多方案里脱颖而出。直至新问题产生，新模型才取代老模型，如此循环往复，渐进演化。
　　
　　　　华尔街日报作过实验：将一群知名投资家组成一队，每周推荐股票或维持上周品种。另一队是一只飞镖，十步外由报社员工掷镖在写满股票的报纸上，借此决定买卖品种。数年后，飞镖以绝对优势完胜投资名家。这是一个恶作剧，但却隐含深意。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股市由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士组成反要比全部由专业投资人组成要良性。原因是：全部由专业投资人组成破坏了自然选择，破坏了达尔文法则，无形中抑制了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邓普顿当年看似胡乱买进，其中深得自然选择三味，羚羊挂角，尽得风流。马可维兹教育世人：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九十年代曾被质疑，有人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鸡蛋应该集中放在好的篮子里。问题是篮子好坏是很主观的，非自然选择，而马可维兹组合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散而分散，他追求的是稳定的现金流，反对者似没找对点子。
　　
　　　　达尔文理论是均变论，即渐进式演化，19世纪居维叶在研究巴黎盆地白垩纪和新生代地层时发现生物数量与品种在两个地质年代有爆增或骤减，提出生物进化突变论，人类文明再一次在颠覆与更新中前进，投资学亦随之面目一新。 
　　

从孔德到巴菲特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讨论社会财富形成与分配的问题。《国富论》扉页上写着：献给尊敬的女王陛下，请您回家，不必再插手经济。女王看后果然回家，还把斯密请去当太子太傅。斯密得了优差，陪太子周游欧陆三年，期间《国富论》成时尚读物，各国显贵人手一本。那时尚未有“经济学”这一说法，人们普遍把其视为讨论社会、政治的著作。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自创一门学科，他称其为实证哲学(philosophie　positive)，用以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知识产生于感官体验，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认为人所知的只是经验现象，或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科学就是要寻求这些关系，用最简化的方式把它们表示出来，从而产生各种规律。孔德强烈反对一些无法证明的事物与观点，所对抗的是古代先哲，甚至宗教偶像，注定其一生无宁日。晚年孔德提出社会学的概念，企图自建一门包罗万象的大统一理论，救赎在失去神与形而上学后灵魂无所寄托的人类。他所推崇的理论虽未被大众接受，但不少奇思妙想却加快了科学的进程，其中就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
　　
　　　　Hagstrom显然对社会学颇有钻研，写社会学与投资的一章是《投资的格栅理论》里最精彩的部分。自孔德以降，社会学进入另一个轨道：不再追求独立的学科体系，转而发展成为专业化的边缘科学或从属于某学科的分支。研究个体与群体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格雷厄姆在40年代向弟子巴菲特讲过一则笑话(后被巴爷收录在85年股东信内)，可以作为社会学的经典注脚：一个石油商蒙主宠召，在天堂门口遇见圣彼得，圣彼得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有资格进入天堂，坏消息是天堂已经客满。石油商想了一下，请圣彼得允许他跟现有住户讲一句话，圣彼得觉得没什么大碍就答应了。只见石油商对内大喊：“地狱发现石油了！”不一会儿，天堂大门敞开，所有石油商争先恐后往地狱奔去，圣彼得大乐：“厉害!厉害!现在您可以进去了。”但石油商顿了一下后，说道：“不!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去比较妥当，传言有可能是真的。”我们在股市里是否经常观赏或友情出演新版的地狱石油故事？股市如社会，是个适应系统，股指波动“不断地随着系统内每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相互影响，及与系统本身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改变”。保罗·克鲁格曼将之归纳为自我组织性与层创进化性。认为个体结合起来后会变成比各个单元的总和能力更大的群体，即1+1>2。诺曼·约翰逊解释为：一个足够多元化的系统可以抵御中等程度的干扰。这可以理解为：由水平不一的人组成的股市要比由水平相近的人组成的股市良性。也可以理解为：就平均水准而言，投资组合要比集中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高。
　　
　　 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Chen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影和电脑模仿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最终沙堆会崩溃，但在一次“沙崩”后沙堆又会进入新的稳定状态，直至下一次崩溃。崩溃的开始往往源于一个微不起眼的变化，比如一粒沙子的落下，Bak把那粒沙掉落前的状态称为临界状态(Crjticality)，真是“一朵
　　花里见天国，一粒沙里看世界”，股市就是这么一个崩塌-稳定-崩塌的自组织式的沙堆。沙堆不是人为形成，Bak只是随意的放沙子，并没去排列它们，自然而然就成了沙堆，说明沙子与沙子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沙堆这个“系统是由许多互锁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的状态接近临界时，在某种情况下会激烈地分开，然后在后来某个点上又重新组合起来”，股市正如沙堆。Bak的“临界说”把达尔文的均变论与居维叶的突变论完美统一了，这是社会学的魅力。
　　
　　　　至于临界怎么产生以及产生后如何演变，以现在的科学水平仍无法解释。套用80年代发展出的混沌理论一段名言：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导致了西伯里亚的一次暴风雪。蝴蝶引发暴风雪，初想想不可思议，不过将这个玄而又玄的理论用在投资上却不乏其人。混沌理论有个分支称为分形，不少人热中寻找某些“形”，然后牵强附会地往未来的行情上套，好像很少有人把分形看成是一种概率分布的描述。不管怎么说，分形对投资也算一种摸索，可要出成绩恐怕要下个世纪来证实了。在投资上我坚决站在孔德实证的一边：只有当某些人依靠某理论赚成巨富，才能说“那个理论真的很棒”。不过届时，该理论也许亦到崩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