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与新中国的成立几乎同时展开，女性应为男性附庸的陈腐论调近年却有卷土重来之势。

　　在中国的女大学生中，类似“找老公比找工作更重要”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论调现在相当流行。一些女生花更多的心思去找心目中的“金龟婿”，攀比的是男友的金钱和社会地位，而非自己的才能和社会竞争力。

　　有些女性甚至成为官员和商人的情妇，成为男人权钱交易的附属品。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指出，过去６０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翻天覆地，但仍然面临不少现实中的不平等，涉及就业、参政议政和两性关系等多个方面。

“妇女能顶半边天”

　　历史上，中国女性地位低下，她们在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被要求服从于男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夫子用一句简单却流传千年的名言判定了中国女性的地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地位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根据毛泽东“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的指示，全国相继取缔妓院。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婚姻法》公布施行。

　　刘伯红说，《婚姻法》确立男女平等和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对妇女解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果一个女人能被别人随意买卖交换，她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婚姻法》首先在法律上确定男女平等。”

　　两个月后，政务院（即国务院）明令禁止缠足，这一摧残中国妇女１０００多年的封建陋习迅速根绝。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中国《宪法》，确立男女平等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此外新中国还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妇女扫盲运动。当时，超过９０％的中国妇女都是文盲。

　　《中国妇女报》副总编和中国农村妇女问题专家谢丽华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起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一方面，中国经济战后重建严重缺乏劳动力，需要广大妇女投入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妇女获得经济收入，得到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１９５７年４月，“美帝国主义”的《时代》周刊报道说：“正如共产党所希望的，《婚姻法》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人口的一大部分从‘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加入劳动大军，为新政权服务。……到１９５３年，超过１００万妇女就职于红色中国的产业中。”

　　当中国妇女走出家门，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第一个女飞行员等纷纷涌现。当时为人推崇的女“明星”包括核物理学家何泽慧、水利工程师钱正英、劳动英模邢燕子等。当时流行的口号有“妇女翻身”、“走出家门”、“妇女解放”等。

　　１９６６年，十年“文革”爆发，这些口号被“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等取代。这些口号大部分出自《毛主席语录》。这十年中，中国不论男女，都只穿蓝色中山装或绿军装，因为女性的柔美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女人身着军装腰系武装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１９６８年，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成为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

　　由于男女都一样了，全国妇联被迫停止工作。然而，那时的中国与其说是消除了性别歧视，不如说是消灭了性别。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思想的解放，女性的价值观和职业选择变得多元化。女人可以随意打扮自己，更可以选择不同职业或者干脆呆在家中。

　　刘伯红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给那些掌握科技知识或管理知识的妇女提供发展的机会，让她们成为企业家、外企白领或高级官员等，过着独立富足的生活。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均富今年３月初发表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中国内地私营企业有女性出任高层管理人员，而在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女性平均占３１％，在全球３６个受访地区中名列第五。

　　全国妇联的统计表明，目前中国约有２９００万名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２０％，她们中９５％以上经营管理中小企业。

　　谢丽华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１９９５年北京市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引进很多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的理念，比如社会性别、家庭暴力等，促进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

　　她说，世妇会的举办一方面让中国各界看到男女不平等的一些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妇女界的精英开始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

　　刘伯红说，大量数据对比表明中国妇女地位在过去６０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建国之初, 中国只有６０万女职工，但在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女性劳动人口达到３.４７亿，占全部劳动者的４５.４％，高于全世界３５％的水平。

　　此外，中国妇女的平均寿命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６岁跃升至２００５年的７５.３岁。２００７年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女生９２５万人，占全部学生的４９％。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有女代表６３７名，占代表总数的２１.３％。

现实的不平等

　　尽管成就卓著，但两位专家均承认中国女性在出生权、就业、参政、同龄退休、收入分配、性骚扰等诸多方面一直遭遇不平等或歧视；中国性别平等现状与联合国确定的性别平等指标仍然差距明显。

　　社会性别平等的含义是所有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在不受各种成见、严格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以及各种歧视的限制下，自由发展个人能力和自由做出选择。

　　两位专家认为，性别平等绝不意味着“去性别化”或否认性别差异。１９７８年之前，由于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独立、自主和觉醒的意识不足，妇女地位的提升主要依靠国家对个人的制度性安排，中国取得的也仅是形式上的性别平等。

　　刘伯红认为，改革开放给女性提供更多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导致职业、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分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一套旨在缩小性别分化、推进性别平等进程的体系；部分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忽略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市场经济带来性别的分化，再加上市场的激烈竞争，在有些领域里妇女的地位难以提高，甚至受到歧视。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但这是事实。”她说。女性就业问题就是突出的例子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今年６月发布的“中国职场反性别歧视”调查报告显示，有２３.６％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应聘过程中有过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被拒绝的经历；有１６％的被调查者有过自己成绩明显优于男性却被拒绝录用的经历。

　　这个历时一年、涉及国内２０余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共发放了３０００份调查问卷，并与访谈相结合，分析职场女性遭遇性别歧视的现状。

　　调查还发现有４.１％和３.４％的被调查者被迫签订过“禁婚”、“禁孕”条款，私营企业存在这种情况的居多；有２１.５％的被调查者表示其所在单位不愿招聘育龄尚未生育的妇女，这种状况在合资和外资企业中最多。

　　刘伯红说，激烈竞争和十分充足的劳动力让招聘者更愿意选择男性员工，回避承担女性职工的生育成本和福利成本等。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招聘男工的倾向性更加显露。根据相关法律，中国妇女可以享受９０天产假。

　　刘表示，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实行计划体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承担女性的生育和社会福利成本。但在１９７８年后，相关成本主要由各类企业支付，导致一些企业有意无意地回避雇佣女工。

　　刘伯红认为，近十几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定型有卷土重来之势，妇女要承担生育和更多的家庭责任，但不幸的是，劳动力市场却因此把她们拒之门外。“中国妇女正在成为最后找到工作、却最先失去工作的群体。”

　　她说，有些女性由于无法到正规部门或企业就业，选择通过非正规的就业场所或途径谋生，比如当性工作者。

　　刘伯红还表示，新生婴儿性别比是衡量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最佳指标。“联合国关于性别平等的指标很多，但我的观点是，什么时候中国新生婴儿性别比平衡了，什么时候中国的老农民都认为生男生女一样了，就代表中国是一个性别平等的国家。”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已近１２０：１００，而正常的性别比应该在１０３：１００至１０７：１００之间。

　　对此谢丽华表示赞同。她说，衡量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新生婴儿性别比是最低标准，而她们的参政权是最高标准。

　　全国妇联的相关数据表明，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６０％以上，但目前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约为１８％，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仅为２．７％左右。

　　刘伯红表示，促进性别平等是中国全面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挑战。她认为中国未来需要通过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关键手段来实现。

　　刘伯红认为，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要承担首要责任，决策者和立法者必须提高性别敏感，政策和法律应该体现性别平等。她提出一些建议，如劳动力市场设定一个招聘的最低性别比例、强化生育保障基金的作用等。

　　谢丽华建议，农村性别平等的进程相对落后，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帮助妇女提高经济独立性，提升她们的地位。

　　两位专家均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