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不能少了鞭炮的。父亲会给我们几角钱，让我们到供销社或镇上买小洋鞭，姐姐、妹妹和村里的女孩子都要买头绫子。头绫子五颜六色，戴在她们的头上就有了生气和芬芳。

　　腊月二十左右，家里要除尘和糊墙。我们买不起专门用来糊墙的窝子纸，在兽医站当会计的父亲就偷偷把单位的旧报纸、旧杂志拿回家。夜晚，父亲还会换上瓦数大一点的灯泡，提高屋内的亮度，全家人就开始糊墙、糊棚，有的刷浆糊、有的为站在高处的父亲递刷好浆糊的报纸……就这样，满屋子就被报纸包围起来，烟熏火燎一年的屋亮堂了不少，而那些糊在墙上的文字，也就成了我们一年中时常阅读的“报刊栏”，躺在炕上也会看到棚上大红的“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以及毛主席会见外国友人的大幅照片。

　　墙糊完了，父亲接着要更换相片。相片都铺排在玻璃木框里，悬挂在东墙或西墙上，是土屋里最豪华的风景画。

　　那些老照片，就像是挂在我心间的一扇窗户，成为我生命摇篮中的风景。

　　老照片都是黑色与白色的，以写实的手法记载着我们哇哇坠地后第一声嘹亮的啼哭，记载着举家迁徙漂泊的岁月，老祖母恬淡的微笑，深深隐匿到皱纹中的沧桑，不易察觉、欲言又止的瞩望……火盆是道具，还闪动着明明灭灭的希冀；田野是背景，一垅一垅的诗行，茁壮着广袤无边的遐想；三套车运载着高粱捆，行进在返回村庄的大路上，仿佛是泊在大海之中的一朵浪花，我们好像已经听到清脆的蹄音与大海的潮汐，交织而出的旋律——人生短暂的时间里，能够与稼穑合二为一，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可能有很多机会，但可能全阴差阳错了……

　　这些照片是那么平常，可正是这平常让人不易忘记，且以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而今，回到老家，很少能看到那种在墙上悬挂一排的镜框了，黑白照片也几近绝迹。看到的是五彩纷呈的大幅结婚照，粉饰得新人恐怕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

　　过年，灯笼是不能少的。

　　除了冻冰灯，还做玻璃灯。简单的，就用麻皮蘸上煤油，拴在罐头瓶靠近底部位置，然后点燃，罐头瓶底就会齐刷刷炸掉，配个木头做的灯座就成了灯笼;为了得到罐头瓶，我就装病，躺在床上不起来，不吃饭。妈摸了摸我的头，就邪乎大涨地说：“有些低烧，快给他买瓶罐头吧……”要知道，那时能吃上罐头的都是老人，是亲戚间走动串门的“四合礼”中一礼儿。而买这瓶罐头，就要少买父亲喝的烧酒。吃罐头时，妈妈分给了围上来的弟弟妹妹一些，剩下几块留给我，还有罐头汤……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品、一小勺一小勺慢慢喝，再倒进热水，把罐头瓶里的甜味一点不剩地涮下来，喝了，病好了……我乐颠颠地拿着罐头瓶跑了，找要好的小伙伴去做灯笼。

　　灯笼还有用五彩纸糊的，虽透亮度不好，可也十分招摇。最高级的当属隔壁住的表哥做的玻璃灯笼了。当民办教师的表哥用玻璃刀割出一条一条的玻璃，再用黑胶布往一起沾……我是相当羡慕表哥做的灯笼的，只可惜我拿不出玻璃和黑胶布，玻璃灯笼也就成了梦，为这我是怅然了很长时间。可梦，并未破碎。

　　年三十晚上，小伙伴们冒着严寒，仨一群俩一伙拎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出没在村东村西的夜色中，老远一瞅，仿佛地上的星群。小伙伴们比试着、疯闹着，成为除夕之夜高潮的前奏！

　　接下来，就到了发纸环节，点燃黄纸，再用谷糠或是苞米瓤子浇上煤油，点着，一堆儿一堆儿地撒，鸡架前、猪圈边、狗窝旁……整个院子，火光四射，这是农家大院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是先辈们憧憬光明的一种庄重表达！

　　临近午夜，不知村子里谁家率先点燃了鞭炮，那噼噼啪啪的响声，就成了导火索，整个村子瞬间鞭炮齐鸣，二踢脚、钻天猴，在天空炸响，闪着光。这是村人对上苍的喧泄，还是迎接天神，祈祷大地丰腴，我不得而知。反正，数千年来，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先辈们都是这么过年的。

　　吃完了饺子，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睡觉的，要守岁。守岁就是不能睡觉。我们就约上村里的小朋友们玩耍，打牌、掷嘎啦哈，或是围在母亲和父亲身旁，吃冻梨、嗑瓜子，唠家常。不管干什么，是一定要坚持天亮的……因妈妈说:年三十不精神，一年不顺当。

　　我信了，一直坚持着，直到我进了城，有了自己的家。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慵懒了，守岁的习俗没坚持住，由此这半辈子过来，总是坎坎坷坷。

　　如果信了妈的话，该是顺顺当当，那多好呀！

　　忙年，忙得一丝不苟，忙得有板有眼，忙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忙出了孝道、友爱和情怀。

　　我们都从各自的家，来到母亲身边陪她过年，可晚辈们大都低头一刻不闲地收看和发着微信，我们也把眼睛大多时间交给了电视、手机和朋友、同学、战友、微友的聚会，家里人说会话反而显得多余，更是奢侈，陪老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年的氛围随着高科技的普及一点一点变淡了……

　　幸福之中，我又有些担心。若干年后，还有过年的必要吗？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过年，不用买新衣、不用办年货，更不用糊墙，也不用做灯笼……还会有人盼年吗？一大家人天南地北地赶到妈的身边过年的场面还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