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年来有采暖呼声的武汉、长沙、重庆、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城市住宅面积约为40亿平方米计算，如果每平方米多五公斤标准煤，总额就将增加2000万吨，而我国目前城市建筑运行能耗为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增加了城市建筑总能耗的4%。

　　长久以来，南方地区居民采取的是采暖设备屋里有人则开，无人则关，而且即使采暖设备运行，屋子里的温度一般也不会像北方集中供暖住宅那样动辄达到20℃。正因此，南方实现了只是北方地区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采暖能耗。

　　别让南方的孩子继续哆嗦了

　　每年冬天都是“北方孩子得瑟，南方孩子哆嗦”的季节，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孩子有暖气，而南方孩子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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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出现供暖的“南北差异”，主要就在于解放初制定的秦岭淮河供暖划界。但是当时制定这条线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考虑，而非实际需要。没有暖气的南方，比北方更冷，甚至连许多北方人都受不了南方的冬天。一旦出现冰雪天气，南方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就更让人“伤不起”。这一点，长江以南的武汉、南京、杭州市民恐怕深有体会。2008年冰雪灾害时我就体验过那种比以往更刺骨的冷。

　　继续按照百年前划定的南北划界线来决定是否供暖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事实上，为南方集中供暖的呼声已有多年，然而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相关提案至今未得到决策层面的认可。反对方的依据主要是能耗巨大，但是这不能成为继续让南方孩子哆嗦的理由。

　　如何休止供暖线上的“南北之战”

　　又到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了，北方早已开始集中供暖，而生活在南方的人们，则要用五花八门的方式解决温暖的问题。网络上关于希望南方也采取集中供暖的呼声很高，呼吁各地重视市民的冬季采暖需求。“都是南方，湖南和海南能比啊?”这句话引起了很多南方人的共鸣，以一条线来划分采暖区域，让不少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南省市的居民认为不公平。(2013年1月3日《时代周报》 )

　　围绕着南方地区是否应该采取集中供暖的争议，各路专家都也都实际论证了供暖之后的利弊关系。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地方百姓利益的决策，却无一例外地采取绕开民意诉求，单边论证的方式进行制定。且不说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做到完备，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制定什么公共政策，那种罔顾民意、闭门造车政策制定，很难说能够切实反映出当下民众的真实想法。

　　应当说，即使是在我国南方这样一个被某些专家定义为是温暖气候的地区，如果根据“相对湿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体感温度下降0.2℃”这样的常识来进行折算，也就是说，南方冬季各月实际体感温度，平均大多数比实际温度低10℃。因此，这样的数据也足以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南方居民所感受到的寒冷要比北方居民更强烈，可遗憾的是，尽管面临这样的现实，一些专家还是动辄拿污染能耗、实施困难等因素来压制南方地区的集中供暖方案，即便是这样的表述不乏现实依据，但他们却回避了个人供暖所更需要的污染能耗的现实。以南方地区的贵州省为例，按目前贵阳居民目前冬季用电量估算，集中供暖后每年冬季至少可节电3亿千瓦时以上，市民也可少付30%以上的取暖费。而在如此比对强烈的数字面前，由一些学者所论证的“南方集体供暖相当于增加了城市建筑总能耗的4%”的数据，似乎也就显得非常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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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在北方上学多年的学生，笔者在感叹北方集体取暖所带来的便利之外，也能够迫切感受到淮河以南地区冬季所需支付昂贵电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更何况是对于那些没有供暖设施，而采用煤炭取暖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的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境遇似乎更为严峻。然而，那些参与的论证专家或许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取暖而担忧，但他们却忽视了最起码的一个常识：即不管公共政策的制定，也都应该最低限度兼顾更多人的利益。

　　退一步来讲，集体供暖的方案，尽管最终还是不适宜大面积在南方地区复制，但也应当因地制宜出诸如“新型热泵空调系统”、“火电厂预热供暖”等其他方案的供暖策略。集中供暖讨论多年所遭致的没有下文，尽管有现实环境政策的制约，但也不等于说就可以因此搁置、无法可施。所以说，那种片面对集中供暖采取否定或者故意搁置的做法，也都是对民众利益的罔顾。不可否认，捍卫供暖红线，还是力推南方集中供暖，固然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证，但在对待民众的利益方面，似乎更应该权衡出一种更为有效地折衷方案。那些所谓的“集中供暖难度大”的论证，最终页只是一种建立在理论意义的模拟论证，而再多的利弊权衡、纠结弊端，也都不如那种绕开争议所积极探索的供暖举措更符合民众最直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