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传福
王传福，1966年生，安徽无为县人，毕业于中南大学。 王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家里有5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母在他读初中前后就离开了人世，他靠姐姐、哥哥的接济，艰难地完成了学业。不幸的家庭背景，培养了他勤奋执着、不怕吃苦的精神。 大学时，他选择的是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他的大学生活很清苦，”王传福当年的的辅导员刘迪回忆，“兄长王传方给了王传福莫大的帮助，自从考上大学之后，哥哥便从安徽老家来到长沙，做小生意资助王传福的学业。” 而据王中南大学的同学回忆，王的成绩并不冒尖，但很有上进心，人长得帅气，舞跳得还行，颇受同学们欢迎。1987年，他考入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由于成绩优异，得到院方的认可而留院工作，并主持“碱性镍铬镍氢二次充电电池”课题的研究。这为他后来进入电池行业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王是个技术天才，其论文曾被英国杂志转载。由于业绩冒尖，他26岁就被提拔为研究院301室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处级干部。1995年创办比亚迪前，他是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一部大哥大要卖两三万元，一块小小的电池也要上千元，这深深地触动着王传福。 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王传福判定充电电池必将大放异彩。然而，国有企业体制严重束缚了他的手脚，继续待下去难以大展拳脚。咬了咬牙，王传福选择了辞职，向他的表哥吕向阳借来250万元资金，注册成立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在深圳的创业生涯。 起初，吕向阳并不同意王传福的冒险行为，认为放弃“铁饭碗”很可惜。不过，王传福最终说服了吕向阳。 比亚迪开始时主打产品为镍镉电池，由于镍镉对环境污染很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不再生产这种电池，但该产品在当时仍有很大市场需求。王传福抓住机会，靠这种污染性很强的电池迅速起家。 那时，他带着20多名员工，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打打敲敲”，拿不出足够的钱建生产线，就自行研发设备，组建人力流水线。据说，一条日产4000块镍镉电池的生产线，王传福自建成本只要几百万元，而进口设备需要上千万元。正是这条半自动化生产线，造出了低价的镍镉电池，成本比日本厂商低40%。
俞敏洪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做是落伍。 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创业潮中，有着标志性意义。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 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讲他当年如何被北大边缘化，如何被忽视。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也开始紧敲密锣地准备出国。但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自己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培训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 上帝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送着校园晚间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 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北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宣布了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主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在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培训班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责任编辑：每日一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