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用度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以限制需求的手段来保证供需平衡，是当时常规做法。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程度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更何况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就显得格外“不经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袢儿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趾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东，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的质量，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结实”，基本上没有“美观”的概念，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定义的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两个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很多人为了增强耐穿性，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本来，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一瞬间也楞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抱怨我说，“都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里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不耐烦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道，说当时有事情要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室内光线暗淡，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叫“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虽然我们还不至于衣不蔽体，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大事，人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来补上这份亏空。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的布，这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有在取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这是一种用羊毛碾压杠制而成的毯状物，盖到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这面烙熟了再翻过来烙那一面。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刚毕业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很长一个阶段，大学生毕业后的月工资和毛毯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他们是可以一年挣12条毯子的“毛毯人”）给我买了一条毛毯。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分给我们的教工宿舍只是一间15平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秦晖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二

因为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都是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辗转反侧。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绵绸类物品，大家就都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偷偷摸摸地拿到“黑市”上卖掉，换取一些其他急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进“学习班”或者被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