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5 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左侧为精装版，右侧为简装版。(本刊记者 王德民 摄)

　　50年前的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因大多采用红色塑料封皮，被人们称为“红宝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毛主席语录》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人人都会高举一本《毛主席语录》，男女老少都会背诵其中段落。人们唱的是语录歌，做的是语录操，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50年来，“红宝书”经历了从内部发行到风靡全球，从走上神坛到走进拍卖会的历史巨变。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和未来。史学家范文澜说：“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问世

　　最初编纂《毛主席语录》的是《解放军报》，直接参与选编工作的是当年解放军报社的编辑田晓光，如今她已离世。她的女儿韦梅雅也曾在《解放军报》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毛主席语录》现象。5月12日，韦梅雅在家里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毛主席语录》编发的始末。

　　韦梅雅说，《毛主席语录》的问世，要从林彪说起。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当时，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党内的共识，但至于怎么学习，有不同的观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主张应该系统地学习，但林彪提出了精选语录的方式。”韦梅雅说，“林彪主张在报纸上选登语录，是将他的学习方法推广到全军。林彪做事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他希望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的精神能够通过报纸直接与部队官兵见面。当时基层官兵的文化水平有限，采取语录的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易于被基层接受。”

　　当年，田晓光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报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田晓光根据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1961年劳动节当天，《解放军报》首次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此后，《解放军报》每天配发一条从毛主席的著作、讲话、文件里面挑选出来的语录。因为通俗易懂，这些单独的一条条语录深受官兵们欢迎。韦梅雅告诉记者，当时军队基层常组织班会学习这些语录，不少战士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有的单位把语录抄到黑板上，放在活动室或显眼处供大家做笔记。

　　但这样还是不方便，部队很多人给报社写信反映，希望将《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毛主席语录集成小册子下发以便学习。于是，田晓光就向报社领导提出，想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去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报社想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总政领导同意了，并提出这本册子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编出来，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以便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

　　“时间非常紧迫。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4个孩子，我当时在上小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在新年到来的那个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终于在新年第一天，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毛主席语录》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

　　1964年1月5日，征求意见本出版，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毛主席的语录不只200条，以后还会增加，所以书名就去掉了‘200条’，定为《毛主席语录》。这个版本的前言，是由我母亲起草的，经过唐平铸审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

　　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又花了5天的时间进行增补，设了25个专题，收入267条语录。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这种小开本是为了方便战士携带，可以随时学习。刚开始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就实现了全军人手一本。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内容再次增加，设立33个专题，定为427条，共8.8万字。这个版本的前言由唐平铸重新撰写，增加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论述，并经过总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修改，署名仍是“总政治部”。在这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前，解放军报社曾建议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建议他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结果林彪少写了最后一句。

　　1966年“文革”开始后，需要根据对毛泽东思想新的评价改写《毛主席语录》。这版前言仍由唐平铸改写，增加了新的评价和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署名改为林彪。这一版本也成为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推广

　　《毛主席语录》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最初，出版《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在军内学习使用，书中都注明了内部发行。但当时各界都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干部被派到地方指导工作，也把这些语录带到了地方，所以形成了全社会都向军队要《毛主席语录》的盛况。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派人来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韦梅雅说。

　　田晓光在世时曾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最先是朱德，书出第五天，即1964年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当时有很多地方干部到军队交流，就悄悄带回工作单位去。安徽省委还希望能够获得纸型，可以自己印发。”

　　《毛主席语录》能够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毛泽东本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母亲对我讲过，1964年版《语录》刚出版，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书。”韦梅雅说，“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也曾给《解放军报》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把语录纸型给安徽省委，让他们自行印刷。这就开了一个大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