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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年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年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1]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分子”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五七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名叫《送瘟神》。[2]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1966年6、7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此歌作者严恒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宣布退出了“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3]这三段流行的歌词是改之前还是之后的？不详。1966年8月6日，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4]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21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属于那批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女”。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仅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年8月10日，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5]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原是宣扬“血统论”的“联动”对联，上、下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鬼见愁”是横批。这幅对联出现于1966年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据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的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月17日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6]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责任编辑：每日一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