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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渲泻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渲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年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3]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24]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 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1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顶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责任编辑：每日一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