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32]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3]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中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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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春》第九十八期

　　[2]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14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158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6]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17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7]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38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8]《收获》1997年第3期

　　[9]《作家文摘》106期

　　[10]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199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1]《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散文选集》6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2]《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李伯钊文集》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4]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

　　[15]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1969年9月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25页

　　[18]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466—46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19]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622页

　　[21]周立华《时乐濛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22]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期

　　[23]《对人世的告别》53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24]张光年《向阳日记》249、25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25]《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

　　[26]《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176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27]《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45—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8]《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

　　[29]《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0]《微行──杨成武在1967》8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31]《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页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7页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