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6]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束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7]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8]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著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29]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O 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O 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司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0]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1]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