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张永彪老师快85岁了。见面时，问他喝拿铁还是卡布奇诺，他没有反应，问他latte还是cappuccino，他马上说“latte就好”。

　　从1963年起，张永彪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往该校附属的外国语学校，以大学英语系一年级教研组组长之材，“屈居”而任附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整整当了15年中学老师。

　　1963年，是中国外语教育面临重大调整的一年。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发展包括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在内的多语种。而且，外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由此，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万里挑一的海选

　　1963年初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附近的丰盛学校三部六年级毕业，与父母商量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是文艺积极分子，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希望女儿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父亲陈毅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是创办这批外校的主要推手之一。

　　根据周恩来、陈毅等的批示，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有的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外，决定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行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来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

　　6月，崇文区天龙寺小学六年级学习尖子、大队委马志学被班主任喊去谈话。班主任告诉他，学校有一个推荐报考北外附的资格，校方希望他去考。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的马志学从未听说过什么“外附”，本来一心想报考26中，但因为老师做工作，还是不太情愿地填报了外附。

　　7月初，举行了北京市小升初统考，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总分200分。十几天后，马志学就得知了考试分数：199.5分(其他同学要8月下旬才知道)。同时，还收到口试通知。

　　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北京市六个口试地点同时开放。马志学被指定去的是位于和平门外的外附本部。他到时，长龙已经排到了校门口。

　　口试时，考生被问及理想志向，还要当场走几步路，唱歌或朗诵。老师用多语种领读字母、单词、词组，要考生跟读。马志学记得，自己当时没能模仿出一种奇特的发音。日后他才知道，那是俄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有的大舌音。

　　传闻当年报考北外附的考生有好几万，张永彪的印象是一万来人。最终，该校1963年录取了小学三年级生151人、初一生160人、高一生97人。

　　“听说领先”

　　北外附位于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2号。

　　北外附属于双重领导，既挂名北外，又隶属于外交部。开学典礼上，外交部教育司司长雷阳代表外交部讲话。马志学清楚地记得，他说，同学们进这所学校，以后就是要当外交官的。

　　入学后不久，大家便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小学里的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些同学的高干和名人家庭背景也逐渐流传开来。

　　刚开学时，实行语种混合编班，如初一(1)班由一个英语小班和一个法语小班组成。语文、代数、理化等科目是40人的大班上课，外语课是20人的小班上课，外教课则以10人一组的“小小班”为单位授课。

　　1964年9月，外交部任命时任总务司专员、基建处处长曾远辉兼任北外附校校长。之后，双语混编被改为按英、法、西、俄语种分班。

　　为了推行“环境教学法”，每一语种一座教学楼，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放新闻、歌曲等，每天“轰炸”。凡进入教学楼，都被要求用外语交流。

　　教学实行“听说领先”，很少有写作课，更不要说语法了。老师要求学生模仿，背诵，直至脱口而出。

　　每个班都配备了两台录音机。学校还有专门的电教室，电教室里有若干间小录音室。每个同学的发音都被录下来，以此来校正发音。期中期末考试还有一对一的“口试”，作为总分的一部分。

　　在北外附，外语是当然的主科。有些课则被一些同学视作“副科”。

　　一天，由于课堂秩序不太好，一位“副科”老师“发飙”了。他用教鞭敲敲讲桌，指着黑板上方贴的八个红色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谁能翻译一下。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无人回答。地理老师得意地说，此句的翻译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全班震撼。那一节的后半堂，秩序出奇地好。

　　学校西南角的大礼堂期末有不同语种的文艺汇演。节目单一侧是中文，一侧是节目所用语言对应的外语名字。保留节目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进行的全体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

　　1965年3月的外语晚会节目单。供图/北外附校校友办

　　学校实行“一条龙”的直升，但不合格者随时淘汰。俄语班的王铁山记得，初一入学时，俄语方向有40名同学，到初三结束时只有36名，另外4名或被劝退，或被转学。

　　也有新同学转学而来，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外国语学校。

　　1965年，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张援援从西安外国语学校转入北外附，插入初三英语班。

　　还在他小学时，父亲就送了他一本英语读物，包的书皮上写着：送给援援的武器。父亲希望他可以掌握英语，日后在和西方打交道时熟练运用这个工具。

　　起初，北外附校担心他跟不上，打算让他进入初二英语班复读一年，他不服学校如此安排，坚持向学校申请仍然进入初三。陈珊珊回忆，张援援当时在班级学习很好，尤其说口语时非常自信。

　　张援援觉得，与西安外附相比，北外附的政治气氛更浓。周六回家前，都要听教导主任训话后才能离开。

　　老师们

　　外附的外语老师是从北外调配来的，以教大学的师资来教中小学生，可谓“大”材“小”用。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听写。一听到张永彪用他标准的伦敦音说“Let’s have a dictation”，大家就知道，听写又来了。

　　刚开始教这些零基础的初一英语班孩子时，张永彪需要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他让每位学生都备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检查口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