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肢修长的廖汀汀是个运动健将，篮球、乒乓球、游泳、田径样样在行，还会跳芭蕾舞。一天在宿舍时，廖汀汀问大家，你们看过《天鹅湖》吗？没有人应声。于是，她伸长手臂，双手相搭，摆了一个pose，然后哼起“四小天鹅”的音乐，自顾自跳了起来。没一会儿，铃声响起，要集合了，大家纷纷出门，她却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沉浸在舞蹈中。

　　廖汀汀一到年龄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心情特别迫切。初三那年，她每周写周记，周一交给团支部。日记里不断地用当时的标准自我批评、反思，内心十分矛盾。

　　在当时的团支部委员霍秀珍看来，廖汀汀的家庭有双重背景，一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二是海外关系众多，这两种特点在她身上都有集中反映。“坦诚地说，是她的行为方式不能被当时的人们完全接纳。”

　　最终，廖汀汀在学校也没能入团。后来，她因病英年早逝，大家聚时提起，总是唏嘘怀念。

　　“特招生”风流云散

　　1966年6月，学生们如常准备着期末考试。对于63级初中生来说，这也是初中最后一次期末考试了。同学们反复翻看习题，两两抽背单词。

　　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期末考试取消了，全校提前放暑假！大家都欢呼雀跃。

　　按原计划，他们应于当年9月进入高中部，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都被打乱。1967年夏季，学校开始部分恢复上课，实行半天上课和走读。

　　10月的一天，一位陌生人在军训排长陪同下走进初三法语班，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

　　被挑出来的二十余名同学每人发给两本法文版《毛主席语录》，要求第二天去机场迎接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第二日，同学们按要求上身穿绿军装，下身蓝裤子，左臂戴红袖章，胸前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乘坐外交部派来的大客车到达首都机场，在停机坪上列队。

　　参加欢迎仪式的董津义记得，周恩来总理到后，微笑着用法语和同学们打招呼，问大家知不知道croissant，大家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解释说，croissant就是牛角面包，月牙儿型，他在法国时每天就靠吃它度日。

　　达达赫总统走下飞机后，同学们向外宾献上“红宝书”，齐声用法语朗诵毛主席语录：“Les peuples du monde, unissons-nous。”(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后来，老师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说，外附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外语人才，不能让学生把外语丢了，所以想办法找机会让学生们去读语录吧。

　　英语班部分同学曾去参加迎接东南亚领导人访华的欢迎仪式，用英语朗读《毛主席语录》。陈珊珊记得，读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等句。

　　1968年，63级学生被分配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是最大一批，有60人，其他还有留在北京的、插队的、当兵的。一代“特招生”就此风流云散了。

　　父亲曾悄悄对陈珊珊说：“国家迟早还是需要外语人才的，你就留在家里学外语吧。”陈珊珊哭笑不得，心想，全国学校都停课了，所有学生都被要求不能留在城里空着双手吃闲饭，我怎么可能在家里学外语呢。她明白，这是父亲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山西插队。

　　后来，陈珊珊去了北京军区部队当护士，把名字改成了丛军。

　　这前后，廖汀汀改名为廖青，张援援改名为张援远，吴吉星改名吴军，霍秀珍改名霍红斌。

　　初心与后来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破冰，中国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这时候，外语附校的人才储备开始发挥应急作用。

　　外交部在选派出国留学人员时，首先想到了这批学生。他们找到当年的老师推荐学生，参加外交部举办的学习班入学考试。

　　蔡润国回忆，他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他的老师、教西班牙语的李德恩还与他保持着联系，鼓励他不要放弃外语学习。这时，李老师积极推荐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学。他参加了面试并通过了，但由于家庭原因，没能通过政审。

　　最后，外交部录取了五十余人，主要来自63年全国新建的外语学校，其中包括北外附英语班的张援远，法语班的董津义、马志学。后来陆续选派出国的还有丛军等人。

　　蔡润国与西语班同学李仲良一起，于1973年北外招生时进入大学。俄语班的王铁山通过外文局被选派出国。

　　63级初中班中，英语班的丛军后来出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张援远曾任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法语班的董津义曾任驻意大利和瑞士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马志学曾任驻科特迪瓦、卢森堡等国大使；西语班的蔡润国曾任驻厄瓜多尔大使，李仲良曾任驻赤道几内亚和乌拉圭大使；俄语班的王铁山曾任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

　　此外，还有多位同学进入外交口工作。吴吉星在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工作，后在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馆工作。

　　其他城市的外语附校，也出了大批外语人才。以上海外国语学校为例，仅63级初中英语班，就出了8位外交官，包括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原部长杨洁篪，外交部原副部长王光亚，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更多的学生虽然没有进入外交口，但仍从事着与外语有关的工作，如霍红斌曾在北京皇城根小学做英语教师。

　　霍红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附校远没有达到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初衷和期望，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实现了当外交官的梦想。但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同学，无论经历了什么艰难困苦，后来大部分都成了所在行业的骨干和精英。因为附校给予他们的不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稀缺的外语能力，还有更高的起点和志向，以及在国门打开之前比其他人早一步接触多元文化的眼界和熏陶。

　　张永彪于1978年离开外附，去往教育部工作，曾任教育部中学司副司长，后出任过国家督学和处理督学事宜的督导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