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的/e/这个音，中国北方语系中没有，很多学生一开始发不准确，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因此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便宜”。英语的双元音，例如/ai/、/ei/，涉及两个元音的滑动变换，学生也很难掌握。“th”更是发音难点，舌尖与牙齿有个很快的摩擦过程。张永彪编了绕口令让大家反复念：“T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see the train。”

　　当时教育部编写了一套初中英语试教本，从1963年秋季开始在有条件的全日制中学初一使用。但这套教材并不适合课时多、听说领先的外附，只能自编教材。张永彪作为英语教研组长，牵头负责了这一工作。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材以及国外的文章中选取适合的文章或段落，编为课文，这就是同学们印象中的油印的“篇子”(单张教材)。

　　陈珊珊对张永彪上课讲的“lady first”印象深刻。她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的原则，尽管班上的男孩子们下课后并不注意，总是一溜烟争抢着跑出去了。

　　63法语班被称为“老三法”，老师是司徒双。司徒老师个子不高，短发，很精干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笑。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著名画家司徒乔，先生完永祥曾任驻摩洛哥王国大使。她本人曾就读巴黎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曾是多所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63年北外法语系领导找她谈话时，讲好的是三年轮换回系里，但15年后，她才回到北外。

　　法语有“小舌音”，就是小舌头振动发声，有点像蝈蝈叫时颤动尾羽。老师教同学们早上刷牙时含着水练，以体会那种“水音”。

　　在外附，每个语种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外教，当时被称为“外国专家”。这种条件，当年很多大学的外语院系都还不具备。

　　每天早上，“胜利20”“伏尔加”小轿车一辆辆开进南新华街的校门，把外教从友谊宾馆接来，上完课再送回去。当时中国教师每人每月工资56元，而据一位校友回忆，外教薪水高达四五百元。

　　外教每周给每个小小班上一到两节课，主要教口语课，从语音语调开始，到对话朗读。中国老师是按照教材上课的，但外教就不受约束了，常常天马行空。

　　英语班先后有三位英国外教，都讲一口标准伦敦音。其中一位叫亨特(当时译作“汉德”)。

　　吴吉星记得，有一次，亨特说，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坐飞机从伦敦到中国来的。他说，“第一步，我走上飞机的舷梯”，边说边一步登上了椅子。再走到桌子上，说“第二步，我走进飞机了”。接着做出关门的动作，说“然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就飞了”。每句话都放慢语速，连说好几遍。那节课，吴吉星记住了跟坐飞机有关的许多单词和句型，还学到了护照等知识。

　　西语班的蔡润国记得，当时他们班的外教是两位女老师，一位叫埃琳娜，另外一位叫玛露哈。埃琳娜是哥伦比亚人，发音很正。来自于中上层家庭的她，一头深棕色大卷发，冬天常穿一身驼色呢子大衣，在人群中非常显眼。

　　有时有同学上课开小差，外教会走到这个同学跟前，问今天是几号、星期几。数字是外语听力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同学们就得集中注意力了。

　　有时外教教大家唱歌，有时就是聊天，问今天天气好不好、小鸟叫了吗、今天吃了什么等等，每个人都要站起来说一通。

　　住校生活

　　外附实行寄宿制。1964年年初，经陈毅批准，外交部拨款70万元，在校园南侧建起了一幢兼有教学、住宿功能的小学综合楼，和一个学生食堂。

　　学生每月交9元的伙食费。刚进校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曾通过总参弄到一些在内蒙古捕猎的黄羊，分发给了外附的食堂。那段时间，食堂几乎天天变着法子做黄羊肉，每个人直到今天都还犹记各种不同做法的羊肉的滋味。

　　中学部的男女生都住“潇湘楼”。每间宿舍大小不同，从七八人到一二十人不等。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毛巾叠成小豆腐块挂在绳子上，毛巾、脸盆、鞋子一条线。

　　陈珊珊是班上的“标志性”人物，谁都知道她是谁，大家对她的印象都是艰苦朴素。她穿的许多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有时还带着补丁。她曾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拿到学校来，许多同学都是用这辆车学会了骑车。

　　陈珊珊的宿舍一共10个女生，她按年龄大小为大家安上名号。她是老七，是“七仙女”；吴吉星是老八，叫“杨八姐”。吴吉星翻出当年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1963年的贺卡，背面写着“杨八姐，新年快乐”，署名是“七仙女”。

　　学生家长一般不能进入学生宿舍探视。一日，陈珊珊急匆匆跑进宿舍，催促大家赶紧起身，把床单整理平整，生活用具摆整齐。

　　很快，张茜进来了。她问陈珊珊的床是哪一张，上下审视后提醒她，洗脸和洗脚的盆要分开(那时大家都只有一个盆)。她对大家说，女孩子要爱干净，宿舍应该更整洁些。在场的女生们觉得她很严肃。

　　廖承志的女儿廖汀汀也是个公众人物。由于家庭的海外关系，她的穿着一看就不是“大陆货”。全班去陶然亭公园的泳池游泳，女生们大都穿普通的泡泡纱泳衣，只有她身着大红色尼龙紧身泳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