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白话运动渐起。梁启超认识到开启民智须借助于白话小说，而白话地位提高"必自小说家成之"。但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未论及于此。白话推广遭遇到阻力，连热心白话者也艰于白话写作。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的声势，但又维持了它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古代小说中，运用白话或浅近文言者称为通俗小说，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使用白话可使作品"通"俗，然而也正因为此，通俗小说难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自宋元以降，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光绪二十八年冬，《新小说》创刊，"小说界革命"拉开帷幕，小说地位陡然上升，通俗小说也随之被推置高位，可是白话的地位是否应同步急速提升呢？这已不是可从长探讨的理论问题，急迫的形势要求创作与传播两大环节迅速抉择。国家已至存亡关头，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唤醒大众，所谓"小说界革命"，也是想借小说改良"群治"。小说被当作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该如何权衡白话地位的问题便被凸显，若它仍被视为卑微，大家继续文绉绉地讲述救国救亡的道理，又何以能直接诉诸民众？

其实在此之前，提升白话地位的呼声已然渐起。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演义白话报》于上海创刊，其《白话报小引》声称宗旨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起看了有益"，这便是"演义白话"的含义。它又写道："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很明显，该报创刊及使用白话的主张，是源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使用白话已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是出于启蒙并发动大众救亡的需要，该报创刊也可视为白话地位开始受关注的标志。翌年闰三月，《无锡白话报》创办，主办者裘廷梁与其侄女裘毓芳还以该报为发起单位，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光绪帝宣布变法的半个月后，《中国官音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之改名）第七、八期合刊本就刊出了《百年一觉》。李提摩太翻译的此书原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曾对维新派领袖人物产生了影响，这里又可看到白话与政治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将这种关系展示得更为清晰，它紧接着庚子国变问世，自第二期就开始连载描写这场事变全过程的小说《救劫传》，连载了三十期后，作者在"跋"中交代了用白话创作的原由："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适同志创办《杭州白话报》，因陆续编次附刊报末。"时人论及《杭州白话报》时指出："闭固之象，朝野一律，致新政不得推行"的原因，就在于"专政之君创愚民之法，驱天下人于顽劣无知之域"。若要救国，首先得"开民智"，宣传不能只是"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还须得让"阛阓之市夥与村落之耕夫"均能知晓。为此，"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的《杭州白话报》受到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与文字离，故报章虽极浅显，仍多未易领会者。《白话报》之创立，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报，盖无难矣。[1]

"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这就是《杭州白话报》特点。提倡白话是希望解决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脱节，最初的意图是白话进入各种文体，取文言而代之，可是在推行时，惟有得到大众偏爱的小说相对较易。晚清时，以"白话"或"俗话"命名的报刊甚夥，"癸卯、甲辰之间，可谓白话（报）最盛时代"。[2]它们宗旨大抵相同，"演以普通官音，说理务求浅显，略识之无者即能了解"；[3]或"以白话演新理新学，务期合于我国多数人之程度，障迥智识退化之恶潮"。[4]用文言来推广白话，这种矛盾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还是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讲得干脆："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5]那些白话报多为短暂的闪现，未能像《杭州白话报》那般较为长久。其中原因自是繁多，而《杭州白话报》始终重视刊载白话小说，是其生存之道的重要关键。

小说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因素。《杭州白话报》所载，大致可分为三类：介绍导致中国沦丧的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如《中东和战本末纪略》、《救劫传》；以实例讲述国家沦亡后人民的苦难，如《波兰的故事》、《亡国恨》；宣传抗击强权凌弱的成功范例，如《美利坚自立记》、《非律宾民党起义记》。以通俗语言作宣传，是其主编林獬的一贯主张，他后来主办《中国白话报》时，甚至还自号为"白话道人"。《杭州白话报》的那些白话小说并不出色，称为通俗故事可能更为恰当，可是即便如此，它却能"风行遐迩"[6]，证明确是符合了相当一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的需求。该报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重要支柱，故而对小说稿源及质量一直较注重，它改为日报后还公开征稿，争取社会支持："近因佳作无多，宁缺不滥，未敢以拉杂无谓之笔墨，致阻阅者之兴趣。兹拟加意扩张，力图精湛。拟征求短篇小说及插画两种，意取清新，文求简切。"[7]至于同时征集插画，则是为了提高它所锁定的读者群的阅读兴趣。

《杭州白话报》是"小说界革命"的先声与重要准备，影响虽不及后者，却醒目地突出了"白话"。由此反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发现它既没有提倡白话，对其地位提升也未置一语。其实，要借小说诉诸大众，须得运用白话；要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白话地位就须相应提升。《杭州白话报》旗帜鲜明的实践，已使人们明白这简单的道理，梁启超对此也很清楚，他曾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8]又列举各国实例，说明"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他还进一步断言："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9]白话地位提升是必然趋势，其主要途径则是小说，梁启超的见识确已远超他人。可是在那篇论文中，只是论述"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之"刺"时，笼统地提及语言问题："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倡导"小说界革命"必会遇到障碍，若同时又主张提升白话地位，阻力将更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采取了集中力量先攻其一点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