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小说界革命"是一呼百应，顿成声势，可是白话地位的提升却非一帆风顺。即使赞同"小说界革命"者，不少人也以文言为圭臬。其时林纾的文言译作得到很高赞誉，包括他的语言风格，罗普就曾推崇道："匪特凌铄元、明，颉颃唐、宋，且可上追晋、魏，为稗乘开一新纪元"。[10]罗普曾追随梁启超，积极为《新小说》撰稿，他的见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其时，翻译小说中数量最多且最为流行的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前者以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后者脍炙人口的是各种福尔摩斯侦探案，它们全都是用文言译成。[11]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创作界，还是翻译界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情形还不仅如此。一些理论上主张应提升白话地位者，写作却出以文言，梁启超本人即是如此。他清楚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可是一到实践环节，却是困难重重："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12]他和普罗打算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译了几回，颇感艰涩笨拙，于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由是他感叹道："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3]身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又清楚使用白话是"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梁启超却无法向世人提供一个白话小说的范例，他创办《新小说》时，只得宣布"本报文言俗语参用"，[14]这也证明了近代小说在转型过程中的艰难。

    梁启超难以摆脱的矛盾和苦恼，其实是当时文学界较普遍的状况。提升白话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小说应使用白话的必要性，许多人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为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

文话的力量，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稍微识几个字，不通文理或是稍通文理的人，都不能懂得。如果全用俗话，不但稍微识几个字，不狠通文理的人能够懂得，就是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叫人念给他听，也可以懂得。[15]

当各种以"白话"命名的报刊纷纷问世之际，有人曾乐观地宣布："如此递推下去，不上三、四年，定然成一个白话世界了。"[16]可是光明的景象并没有迅速出现，而热心提倡者自己却不怎么会用白话写作。勉力为之，手中笔似有千斤重，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满意。"病骸"曾为其"文字"而向读者致歉，并解释说："原为初学白话体之所致，当有以进而教之也。"[17]艰涩不仅是限于写作，阅读也同样如此。这在今人看来似不可思议，在当时确是实情：

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入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18]

白话写作之难，竟然"百倍于文话"！据此易于理解，为何一些人理论上承认推广白话的必要性，但动笔时还是选择了文言。如"无竟生"与吴士毅合译的《大彼得遗嘱》舍白话而用文言，理由就是"如演成通行白话，字数当增两倍，尚恐不能尽其意，且以通行白话译传，于曲折之处惧不能显，故用简洁之文言以传之"。[19]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时也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这种观念当时为许多人所共有，"天虚我生（陈栩）"登报声明出售稿件时明码标价："白话小说每千字二元，弹词每千字三元，传奇每千字四元，文言同"，[20]白话小说的身价甚至连弹词都不如，与文言相较，只值其一半。

当然，也有人坚决地推广白话，激烈程度正与其政治态度同步。如光绪二十九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主持《国民日日报》，连载了他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虽号称是节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但实际上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1]意在批判本国的专制统治，故而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又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纯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且有意用白话表述。当"犹太遗民万古恨"与"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出版后不久，《国民日日报》便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

我一回一回细细读过，又有什么'杀贼'，又有什么'斩奴'，又有什么'倒异族政府'，又有什么'杀外国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说得透彻，说得痛快。好笔墨，好思想，回回好，句句好，真是好得不得了。我想列位最欢喜读小说，这部小说是一定不可不读的。[22]

这简直就是在号召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书评全用白话写成，直接诉诸中下层读者。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该篇无署名，其文风及政治立场与陈独秀相吻合，他又是报纸的主持人，这篇文字与他至少应有相当的关系。

光绪三十年，陈独秀又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其宗旨是推广白话，让那些"没有多读书的人"也能借此"学点学问，通些时事"。[23]他还亲自撰写小说《黑天国》，宣传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其开篇处即云：

原来俄国也是个专制政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国中志士如有心怀不服，反对朝廷的，便要身首异处。或者人犯众多，或者是罪证不确，无罪杀人，又恐怕外国人看了说闲话，便也一概发配到西伯里（利）亚，充当极苦的矿工，受种种的严刑虐法，便是暗暗的置之死地。

首句中"也是"两字的用意十分明确，读者一看就明白，所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云云，都是在影射中国。于是，小说就形象地传递了陈独秀所说的"学问"与"时事"。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文学主张，激烈的政治态度，而且又都用白话诉诸民众，此时陈独秀的活动，已为他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埋下了伏笔。

其时开始白话文学活动的又有胡适。在短短的五年间，他既创作，又翻译，还一度主编《竞业旬报》。如果除去续他人而译的《真如岛》，胡适最早翻译的小说是《暴堪海舰之沉没》。[24]他在篇首语中交代了翻译的原因：读到一篇外国故事，"真正可以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绝好的榜样"，最后他还特地声明："所以把他译成白话，给大家看看。" 胡适的自创小说《东洋车夫》也是通篇的白话，[25]而篇首语阐明了创作的宗旨：